“抗疫一线，医者情感疲惫”
医生海蒂·埃里克森（Heidi Erickson）疲惫不堪。作为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亨内平医疗保健中心的肺病和危重症医生，自疫情开始以来，她一直在为COVID-19患者提供护理。
从一开始，她和她的同事们就在不断努力理解如何应对这种新疾病，这让她感到精疲力竭。但最近，她注意到一种不同类型的疲惫感，即她知道，由于疫苗广泛可得，最近的疫情暴发是可以预防的。
她的重症监护病房目前挤满了COVID患者，其中许多是年轻成年人，大多数未接种疫苗。在最近一位未接种疫苗、有十几岁孩子的男子患者死亡后，她不得不面对他家人的问题，他们问为什么没有给他使用伊维菌素，这是一种被错误宣传为COVID治疗药物的抗寄生虫药物。
“我感到疲惫不堪，因为我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更多的人不必死去，”埃里克森告诉医学新闻。“这对我来说在身体上、精神上、情绪上都非常困难。”
在美国COVID-19病例再度激增之际，临床医生们对这场可以预防的危机越来越感到沮丧。
一些人使用“同理疲劳”和“同情疲劳”这些术语，他们感到自己对那些助长疫情的未接种人失去了同情心。
埃里克森表示，她的沮丧不是因为个别患者，而是因为一个允许错误信息泛滥的系统。专家表示，这些感觉符合医生职业倦怠的普遍模式，在这一阶段疫情变得更加严重。
医生卡兹·纳尔逊（Kaz Nelson）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子城分校的精神病学家，她表示同情是临床医生所做的工作的基石，理解并分享患者的感受是提供有效护理的基本技能。
从某种程度上说，医生们经常面对矛盾的情况。这些情况包括那些骨折后又再次跳伞的人，那些胆固醇高但仍然继续吃油炸食品的人，以及那些肺癌晚期但仍然继续吸烟的人。
为了同情患者，医生们学会放下评判，承认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例如，他们可能对尼古丁的成瘾性以及针对儿童的广告感到遗憾，但仍然会倾听和关心。
同理心需要高级脑功能，但随着压力水平的上升，驱动同理心的脑功能往往会关闭。这是一种生存机制，纳尔逊说。
当医护人员感到不堪重负、被困或受到要求使用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的患者以及ICU中患者多于呼吸机的威胁时，他们可能会出现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变得防御、沮丧、愤怒或冷漠，费城地区的精神病医生、医师支持热线创始人莫娜·马苏德（Mona Masood）指出。
一些临床医生已经开始在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此类经历。
这些情绪已经酝酿了几个月，而当前情况的复杂性使这些情绪进一步加剧。纳尔逊指出，临床医生们看到现实与可能之间的脱节。
她说：“在疫苗问世之前，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所以我们身心俱疲，备受疲劳，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说‘人们并不是选择感染的，我们正处于一场大流行中’来保持一点同情心。我们可以反感病毒。现在有了疫苗，很多人与同情心的最后联系被切断了。”
同情疲劳或同理疲劳只是对感到完全筋疲力尽和过度紧张的一种反应，纳尔逊说。对社会的愤怒，例如埃里克森体验到的那样，是另一种反应。
从业者可能还会感到自己只是在完成工作的形式，或者他们可能会分离，不再感到他们的患者是人类。许多医生和护士在下班后都曾在车里哭泣，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泪流满面的视频。
马苏德表示，在疫情初期，给支持热线打电话的医生们表达了悲伤和悲痛之情。现在，她的同事们表达了他们的沮丧和愤怒之情，同时还感到内疚和羞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感受，特别是对患者。她说，他们可能感到不专业，甚至更糟——不配成为医生。
马苏德说，最近给热线打电话的一位长期重症监护医生多次被患者告知伊维菌素是唯一可以治愈他们的药物，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做对了。马苏德表示，这位医生需要另一位医生向他保证他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还有一位急诊科医生告诉马苏德，有一名年幼的孩子带着COVID症状来到医院。当问到这个家庭是否接触过任何COVID患者时，孩子的父母撒谎，以便能够更快地得到分诊。
这位医生需要远离这种情况，她向马苏德抱怨自己的沮丧，以免“把它发泄”在患者身上。
马苏德说：“对于那些实际上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很难对他们有同理心。”“我们面临着选择自我保护和同理心之间的抉择。”
为了帮助从业者应对，马苏德为他们提供了描述他们所经历的情感的词语。她经常听到从业者说诸如“我感到骨子里的疲劳”，或者“这让我想要辞职”，或者“我感觉自己走投无路”。
她鼓励他们考虑“同理疲劳”和“道德伤害”这些术语，以便调和他们对照顾他人的责任感受到的来自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的妥协。
马苏德补充说，承认自己有情绪，包括困惑、愤怒、悲伤和焦虑等困难情绪，这并不可耻。
纳尔逊补充说，休息可以帮助从业者应对。她还建议设定界限、寻求治疗，并及早意识到情绪，以免引起冷漠或其他难以治愈的后果。
她说：“我们接受训练时常常只是不停地行动，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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