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发假COVID信息会被吊销执照吗？是还是不是？
大家好，我是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医学伦理学部的阿特·卡普兰（Art Caplan）。美国幸运的是，疫苗供应越来越充足。我们知道疫苗是有效的，我们已经看到死亡率和住院率的下降。接种疫苗的人越多，情况就会越好。许多州近几天没有报告死亡病例，这要归功于更高的接种率。大量美国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在人群中的覆盖率方面，我们还没有达到群体免疫，但我们正在取得进展，这是好事。
然而，有一群至今无法参与疫苗接种，包括年轻人、青少年和少年儿童。这些疫苗是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批准的，这是允许疫苗接种推进的相当坚实的基础。数据看起来不错，安全性也很好，但这些疫苗并未在年轻人身上进行研究。
强生疫苗仅适用于18岁及以上的人；莫德纳疫苗适用于18岁及以上的人；辉瑞疫苗适用于16岁及以上的人。辉瑞和其他公司最终将获得12至16岁儿童的疫苗接种批准。这在美国不是个小数目，有1000万或更多的人属于这个年龄段。如果我们想达到群体免疫，让这些年轻人接种疫苗非常重要，不是因为他们病情严重，因为他们的确没有，但有些人确实需要保护。有些儿童因COVID-19病情严重而死亡。
他们可以传播疾病，减少传染性是实现群体免疫的关键步骤。接种疫苗的人越多，病毒可以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人的目标就越少，感染高风险人群的机会就越少。
我们也希望让孩子们回到学校。学校是传播疾病的好地方，这一点我们从麻疹和腮腺炎中知道。如果我们要开放学校，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我们都需要让这些年轻人接种疫苗，既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保护，也是为了减少学校成为将COVID-19带回家并让其他无法接种疫苗的人处于风险中的地方。即使对于那些接种了疫苗的人来说，也要记住它仅有94%的有效性，而不是100%。
我相信，大多数青少年都会愿意这样做。我对此持乐观态度。我认为他们会愿意参与其中。他们知道不能见到朋友是什么感觉。他们知道COVID-19给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他们知道不能上学是什么感觉，尽管我们开玩笑，但很多孩子想上学，因为他们可以见到朋友，他们想学习。
我对年轻人想要恢复正常生活充满信心。我也很乐观，我们将会看到年轻人愿意站出来保护社区。
尽管成年人在疫苗问题上并不总是理智或明智，有时会把自己的自由和权益置于邻居和他人的利益之上，但年轻人的态度是不同的。他们关心社区，关心家人和朋友。我非常乐观，尽管没有民意调查可以证明，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说：“我愿意站出来。我想接种疫苗。”
如果有一个年轻人，比如14或15岁，说：“我想接种疫苗”，但他们的父母是反疫苗的人，不同意接种，我们将怎么做呢？我们会让年轻人在父母不同意的情况下接种疫苗吗？
看到这篇文章的许多人都知道，父母绝对有权决定他们子女的医疗问题。在很少的几个领域，孩子可以在没有父母批准的情况下接受治疗，生殖健康是主要领域之一。你可以在没有父母的知情或许可下寻求避孕或性病治疗。你不需要获得他们的许可才能这样做。
也许我们应该在疫苗接种方面采取类似的政策。疫苗接种的风险非常低。从伤害的角度来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保护孩子、保护学校和保护他人的角度来看，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最终还有助于我们实现群体免疫，这将使我们最终能够放松一些生活方式和行为保护措施，真正重新开放社会。我赞成让年轻人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接种疫苗。
如果一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说：“请给我接种疫苗，但不要告诉我的父母”，我必须告诉父母。从道义上讲，我可能会给他们接种疫苗，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有争议的步骤。我们真的不想得罪父母，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年轻人对于接种疫苗是相当有能力做出决定的。我认为其中涉及的风险微乎其微，并且我认为这将对他们、他们的朋友和社区带来很大的好处。
即使你还没有准备好冒这个险，或者你不想与可能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让我的孩子去看你了”的父母对峙，我认为医疗机构、护理机构和其他医疗保健团体争取开始说：“让我们再增加一项豁免权”。除了生殖健康问题外，让年轻人，比如12岁及以上的人，决定接种疫苗，即使他们的父母反对，也应该尽快成为可能。
我认为这对于保护社区和年轻人保持自主权是正确的选择，我认为对孩子们也有好处。
我是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医学伦理学部的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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