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理难产写照大众政治时代

“岁月号”沉船事故不仅在韩国社会激起千层浪，同时也引发了其国内政治危机。在韩国人气颇高的首位女总统朴槿惠的支持率，因为该事故大幅下滑20%，而事后内阁总理郑烘原引咎提请辞职，则带来一场“总理难产”的政治拉锯战。6月26日，朴槿惠时隔60天后驳回郑烘原的辞呈。一场不大不小的政坛震荡之后，韩国政局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不过，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轮回，郑烘原虽然继续留任总理，但韩国国内政治格局已经较沉船事故发生前有了很大不同。由于无法选定令人信服的新总理，朴槿惠的执政能力受到国内舆论的普遍质疑。沉船意外事故引发的政治震荡，不仅暴露出韩国政坛的一系列深层矛盾，也折射出各国政治在全球化新阶段中面临的某些共同挑战。

政治是妥协的产物。朴槿惠选择郑烘原担任自己的首任总理，以及此次对其留任，均是如此。除此之外，“总理难产”背后反映出的，还包括韩国政坛“内斗”的复杂化和激烈化。早在2009年5月，退休后受到指控的“平民总统”卢武铉自杀事件，就曾在韩国引起民众的分裂。在不少韩国人看来，这位前总统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国内政坛的“黑暗”和无休止的“内斗”，也成为韩国民众诟病的话题。

2013年年初，朴槿惠在就任总统前夕，提名其竞选团队的核心人物、前宪法法院院长金容俊担任自己的首任总理候选人。然而，韩国媒体很快爆出金容俊涉嫌以家人名义从事房地产投机，且有利用职权帮助儿子逃避兵役的嫌疑。深陷舆论漩涡的金容俊不得不宣布放弃提名。同样拥有从事司法工作背景的郑烘原作为替代人选，随后获得提名并得以担任总理。

2014年沉船事故发生后，朴槿惠先是在5月末提名前韩国法院大法官安大熙接替郑烘原，但面对“烫手山芋”，后者以“力不能任”为借口放弃提名；随后，韩国《中央日报》前总编文昌克得到提名。消息传出后，文昌克过去不当言论被媒体大量曝光，并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议，使其不得不宣布放弃提名资格。由此，在朴槿惠就任总统不到一年半时间内，先后有三位总理提名人未经人事听证会便主动放弃。这在韩国历史乃至世界政坛上都比较罕见。

朴槿惠任职以来不断发生的“总理难产”风波，植根于韩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恶化，而这种恶化在全球化新阶段中，又很可能会逐渐成为不少国家政治生态中的常态。从安大熙到文昌克，其获得提名后不断被挖出负面新闻，既是西方媒体“嗜痂逐臭”的天性所致，也是反对党幕后操纵的结果。美国杰出的文学家马克·吐温在其名作《竞选州长》中，对西方国家的这种政治环境曾有深刻揭示。在这篇著名小说中，纽约州州长候选人在阅读报纸时，不断发现令其惊愕的消息，先是被指控有伪证罪，后来又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最终不得不放弃竞选。

与马克?吐温时代相比，当今社会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和传播手段的改进，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政党政治的竞争。在韩国“总理难产”事件中，各类媒体的介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背后则是变化中的国家政治运作环境。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媒介的出现，是促使全球化进入历史新阶段的关键动力。互联网使当今世界的信息总量和传播速度出现了重大革命，而以用户分享、信息叠加、兴趣聚合、开放平台为特征的“Web 2.0”的出现，更是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传统媒体在遭遇竞争的同时，也能够利用新生力量“登高而呼”，扩大自身影响。这些新因素被用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无疑会加大反对派的力量，也使得任何国家政府的日子都会更不好过。从被提名总理的负面信息不断被迅速释放，到“岁月号”沉船后韩国社会和政坛出现的震荡，无不折射出全球化新阶段中国家政治面临的严峻新挑战。

当然，新的信息媒介介入国家政治，也有很多积极后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更充分的保障。在此背景下，政治领导人的权威，不仅要建立在自己的官方履历和以往政绩基础之上，每至关键时刻，还需要受到其个人历史和曾经言行的重新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政治时代”已经不仅是政治学教科书中的一个名词，而且业已成为现时代绝大多数国家政治现实的真实写照。

韩国“总理难产”风波，也说明“政治明星”头上的光环，在复杂的政治现实面前是脆弱且容易破灭的。无论是高呼“变革”上台的奥巴马，还是在竞选中声称要“创造奇迹”的朴槿惠，都是新媒体时代聚集了无数光环的政治明星。事实证明，大众媒介既是政治领域“造星”运动的重要推手，也是击碎政治光环的利器。由于在国内改革中遇到瓶颈，同时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奥巴马和朴槿惠都不得不承受支持率下降的考验。

“岁月号”沉船事件带来连锁反应还表明，重大灾难性事件已经成为击碎政治光环的利器当中引人注目的一种。对此类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则是大众政治时代考验政府执政力的重要试金石。无所不在的新媒介，使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得不在无数“摄像头”之下处理危机；而由于新媒介的巨大传播力，政府任何的举措失当，都可能给自身带来灾难性后果。

政府首脑难产并非韩国的孤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发生后，欧洲就有多国发生类似危机。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冰岛政府首先破产，而“欧猪五国”在欧债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2011年，全部发生了政府轮替，其间就有多国经历政府“难产”之痛。这表明，在“新媒介时代”和“危机时刻”，国家与民众之间政治协议的达成变得日益艰难。即便上台，政府也不得不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夹缝”中小心谨慎，艰难度日。

当然，“政府难产”带来的结果往往只是政治震荡而不是政治地震。这得益于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中权责相对分离的政治设计。以韩国为例，在“总统制”政治架构中，总统掌握大权，政府首脑只具备象征性和事务性权力，前者的集权能保障政治的相对平稳，后者的分责则能够在很大程度减缓前者的政治压力。在世界政治进入全球化新阶段的背景下，这种政治设计的作用得以彰显。不过，“责任政府”的“缓冲器”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它并不能消除国家政治在新时代面临的诸多挑战。

概括起来说，韩国“总理难产”事件，反映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在现时代面临着一些新的困境。这些困境，有些是基于韩国国内政治生态，因而需要韩国人，首先是朴槿惠政府独自承受的；另外一些，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各国政府都不得不面对的共同挑战，而这些问题，又不像“全球治理”所要解决的“全球性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朴槿惠执政青瓦台遭遇“瓦上霜”类似，不少国家还会在新的时代面临各自“门前雪”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