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找代孕妈妈给自己生子吗

孩子是从刘小姐肚子里取出的，但刘小姐与她却没有血缘关系。刘小姐不能喊她“宝宝”，也不能自称“妈妈”。孩子哭了，她不能碰，有保姆来哄;孩子饿了，她不能喂，有保姆喂奶。直到7天后，另一个女人来到医院带走了孩子。那女人对她表示感谢。

因为她是一名“代孕妈妈”。

虽然关于代孕的报道不少，但直到目前，代孕产业仍不为众人所深入了解。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利益链条，代孕妈妈如何被找到，代孕中介如何运作，代孕过程如何完成?

一个月前，记者有机会深入到其中每一个环节，从广州到湖南，从代孕妈妈到代孕中介，从猎头到客户，尽量完整展示这个行业的链条。

这是一名代孕中介公司员工的工作记录(本报记者做了梳理)。它详细记录了代孕产业运作全过程。虽然国家对代孕手术明令禁止，但代孕中介却称自己是“爱心大使”。

[咨询]

要做代孕的客户都是“德财兼备”

我属于公司的一名核心业务员，和老板既是老乡也沾点亲戚关系，在公司里和我一样的核心业务员都是这样。我们平时不在公司坐班，如果有客户通过公司网站或者熟人介绍找到老板，老板就会让对方和我们联系。一般情况下，只有VIP客户才能得到老板的直接招待，当然，那样的代价是多加15万元。

今天中午老板转来的客户是深圳的一家公司老板。电话里，他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说自己姓刘，大学期间和现在的妻子自由恋爱，为了学业和事业，妻子数次做了人工流产。现在两人年薪都已经过了百万，却发现妻子无法再生育。通过身边朋友介绍，找到了公司。

就我工作一年多的经验看来，客户主要分为3种：一种是大官，他们对自己的隐私非常看重，经常会委托中间人和我单线联系。每次来公司都不希望看到别人，经常是开着自己的车到公司附近停下，转坐出租车过来，有时候被老板撞到他们也会不高兴。第二种是有钱人，他们很多都会选择老板的VIP服务，来了之后不问价格只挑最好的服务，他们至少有一辆奔驰。第三种是生活小康，有两三套房子，一辆小车，为了孩子卖房卖车来找我们，这类人喜欢对我们倾诉，但对价格也是斤斤计较。

但总体来说，就是要做代孕的客户都是“德财兼备”，没有“德”就不需代孕，找个情人就可以解决问题;没有“财”也消费不起代孕，毕竟这是有钱人的“游戏”。

[选人]

能成功生下孩子，什么都好说

刘先生在电话里详细咨询了快一个星期，今天约我在公司见面。他挑选了“包成功套餐”，这个套餐的价格是55万元，和普通40万元的套餐相比，它最大的特点是公司同时寻找两个代妈(中介一般简称“代孕妈妈”为“代妈”)给客户。手术同时进行，如果一个失败，还有另外一个兜底，如果两个都成功，客户一般也乐意两个都要。听老板说，最多的一次，一个客户挑选了5个代妈，结果生下了8个儿子。

中午12点，客户准时来了，是刘先生的妻子，一名30多岁的女性。她不愿和代妈直接见面，表示看了她们的照片就可以。由于是VIP客户，我给她提供的都是来自湖南老家的代妈，她们大多在农村，身体健康，更关键的是，知根知底，不会出什么差错。

刘太太自己也表示，她对代妈的要求首先就是身体条件合格，不能有传染病、性病，优生合格、子宫环境良好;其次就是性格平和，具备长期代孕的耐心、毅力;然后就是代孕目的明显，是那种非常迫切需要钱的人;最后就是最好已顺产过小孩的农村代孕妈妈。

随着代孕生意在国内越做越大，现在出现了一种职业代妈，她们的身体健康，子宫也没有问题，但就是没法怀孕。按照合同，代妈只要通过体检便可以拿到工资，一直到手术后第十二天查孕。就算没有怀孕，也可以拿到大约7000—8000元的工资和打针、伙食等补助。这些职业代妈就游走在各个代孕中介，不停地应聘、体检做手术，我们和客户都很怕遇到这样的人。

两个多小时后，客户选定了两个代妈，我便让助理通知她们准备体检。客户还算爽朗，一提到以后有了孩子的开心生活，就忍不住大笑。在这个行业，客户最大的心愿便是孩子，能成功，什么都好说。

[生产]

爷爷在医院里烧起了香

两个代妈的肚子越来越大，客户虽然没有和她们直接接触，但会经常打来电话询问。

关于双方款项的交接，按照合同，也是行规，客户首付10万元;着床(术语，查明代孕怀孕成功)15万元;怀孕5个月10万元;交接孩子20万元。

目前国内的代孕中介大多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三个地区。珠三角大约有7—8家比较有实力的代孕中介，每个月至少可以完成5单业务。长沙、武汉、上海和北京也各有几家。这些中介公司一般比较成规模，具公司化的组织和运作。

在八个半月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通知代妈和客户准备剖腹产，老板利用他的关系让代妈们住进医院。最终，两名代妈各产下一个男孩。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刘先生和妻子当场就哭了出来，他的父母则在医院里烧起了香。

接下来的7天是等待DNA鉴定，我们和代妈交接款项。

中介爆内幕：客户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大官，他们对自己的隐私非常看重，经常会委托中间人和我单线联系。

第二种是有钱人，他们很多都会选择老板的VIP服务，来了之后不问价格只挑最好的服务。

第三种是生活小康，有两三套房子，一辆小车，为了孩子卖房卖车来找代孕中介。

案例：记者以“杨丽娟”的名字注册吕进峰的代孕网站，并填写了相关应聘表。

9月4日中午，一名女子拨打了记者留在应聘表中的电话，听到记者的男性声音后，语气变得迟疑，听起来很神秘。她说，她是杨丽娟的好朋友，很长时间没有联系，让杨丽娟回家后与她联系。

半小时后，女记者打电话给“杨丽娟的好朋友”，该女子提供了一个QQ号码，要求在QQ上交谈。

网名叫“招聘主管”的这个人热情地向记者打招呼，记者表示，自己身高1.70米，大学本科文凭，30岁，刚刚从北方来到广州，因为经济困难，想做代孕妈妈。该主管告诉说，按照记者的情况，可以享受最高的待遇，拿到代孕费用14万元。如果确定做代孕妈妈，“就要住到我们公司来，吃住都由我们负责。”

关于具体操作步骤，该主管说：“你先做一下血检，然后就是阴道B超，还有一个白带常规，检查的单子你可以带过来，到时我们会报销。然后，就与公司签约，签约后，就可以享受工资，工资每月2000元左右，另外还有补助。如果你生完小孩后，客户还会给一些奖金。”

“高素质”纯属吹的

其实，以记者之前暗访代孕者大本营来看，如果真签约了，“志愿者”并不能享受到他们所承诺的那些优厚条件。所谓的月工资两千元，其实是怀孕后客户提供的生活费用；而在没有找到客户，没有怀孕前，该公司每月只提供600元的生活费用。

最后，该主管留下了电话号码，让记者赶快和她联系。并说，最近想做“志愿者”的人特别多。

据此前国内媒体报道，吕进峰的妻子“戴女士”介绍，愿意代孕者中，“高学历和城市户口的占多数。”但根据记者这次网络报名，代孕网对报名者的情况只是根据报名者所讲，至于是否真的大学生似乎并不做过多调查。

街头推销找人报名

如前文所讲，除了网络报名，代孕网寻找代孕妈妈的途径之一是在街头找人。据了解，在公园、车站、街头都有这些招聘代孕妈妈的掮客，这样的招聘能找到优秀的代孕妈妈么？记者在南方医院的洗手间，就看到墙壁上贴的小纸片，上面的代孕妈妈电话就是记者手上的代孕妈妈咨询电话。

如果妻子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孕育自己的宝宝，通过别人代孕确实给了她和丈夫许多希望。她可以让丈夫和别的女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发生性关系，让这个女人为他们怀一个看起来似乎是他们两个人亲生的孩子。当然他们也可以不采用发生性关系的方式来使代孕者受孕，那就是通过医疗技术提取丈夫的精子，植入代孕者的子宫里，让女方受孕，这种方式也被许多想要孩子的同性恋使用。对不孕的女性来说，最理想的代孕可能就是自己的卵子和丈夫的精子在体外成功结合后植入到代孕者的子宫里，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生育的孩子，和夫妻双方都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个方法的前提是卵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种方式是严格意义的代孕，它不涉及性关系，属于人工生殖技术的一种。

妻子寻求代孕的原因往往是无法怀孕，这个原因也最能得到社会理解，但是现代社会，许多女性寻求代孕的原因也呈现多样化。比如一对能够怀孕并且想要小孩的夫妻，希望能够省略怀孕、分娩的过程；一位想要孩子的女性或男性，不想结婚，希望一直保持单身；一位拥有称心事业和美妙身材的妻子，希望别人代孕而消除怀孕对自己事业和身材的影响；一对同性伴侣，希望拥有一个与其中一方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可见，代孕已经不只是帮助无法生育的妻子获得小孩那么单纯了！

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立法支持代孕，因为代孕牵涉到一系列的伦理难题。

如果代孕者是亲朋好友充当，通过代孕生下的孩子就会和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变得非常模糊，难以界定。

面对代孕行为的增加，法律能做什么？

从试管婴儿到代理怀孕，针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展开的伦理讨论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而这些讨论也从来没有阻遏这些技术的发展和相关行为的增加。各国法律都对试管婴儿提供了不同的保护，而“代理怀孕”却并没有那么幸运，绝大多数的国家的法律，往往采纳维持传统伦理的观点而限制或者禁止代理怀孕，而商业性的代孕更是被许多国家不能容忍，商业性的禁止其实也包括试管婴儿。

2004年《人工受孕法》经意大利立法机构通过并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没有给无法生育的女性带来任何希望，因为它严格限制人们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因此，意大利一些妇女组织和激进政党通过征集签名活动，迫使政府举行全民公投，政府最终在民意的压力下放宽了《人工受孕法》，不孕不育者也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但是代孕母亲不能收取任何费用。

美国的代孕母亲似乎很“幸运”，因为他们可以收取一定的代孕费用，代孕费用包括医药费和大约两万美元的代孕报酬。为代孕双方牵线搭桥的经纪公司也合法地存在着，不只如此，律师事务所也可以为代孕双方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2001年全美约1000个小孩通过这种方式来到世界。

英国和意大利一样禁止商业代孕。代孕母亲只能收取怀孕所需的“合理支出”，多收的费用将被视为非法。英国的大街上没有商业性的代孕中介机构，但是诸如“代孕母亲组织”的公益性机构却并不鲜见，这些组织为代孕双方义务提供需求信息。代孕母亲尽管不能多收费用，但是法律却赋予了她们将代孕所生婴儿留在身边的权利，即使代孕协议不同意这样做。不过，很少有代孕母亲行使过个权利，“那些无法生育的女性已经够可怜的了，我不能再雪上加霜！”一位代孕母亲如是说。

我国的法律法规严格禁止代理怀孕，商业性的代孕机构和代孕行为更是法律所不容。我国卫生部已于2001年出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于2002年出台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这两部规章要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我国目前尚未颁布任何针对“代孕”的专门立法。然而众所周知，在现今的社会中，医院已经不再是唯一能提供医疗技术服务的机构了，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甚至非法的媒介获取所需的医疗技术服务。因此，禁止医院实施代孕技术并不意味着法律对于“代孕”技术的全盘禁止。进一步看，想用这样一条泛泛而又局限的法条去想解决社会上代孕之种种问题，可谓是杯水车薪。

虽然如此，我国对于规范“代孕技术”的立法活动还是在计划之中的。2005年7月11日，广东珠海市在由市妇联主持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征求意见座谈会上，香洲区妇联提出，要在《修正案》中增设“禁止盈利性代孕行为”的条款，以保护妇女生命健康权。如果这一修正案获得通过，那就意味着，非盈利的代孕行为会得到法律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