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的脚气病及其历史的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从作者的“亲身感受”，及当代国人多不识“脚气”为何、误将脚癣作脚气的现实状况，首先提出：“近代医学所云病因为维生素B1缺乏的脚气病，在中国的流行情况究竟如何？”的问题。考察的结果是：只有在特殊时期、特殊生活环境、特殊人群中，才见此病较为广泛的流行。而在仅仅是以“白米为主食”，甚至其他条件亦较为接近构成维生素B1缺乏的生活环境下，并未见到此病的普遍存在。由此引出有关“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之脚气记载，其疾病的性质究竟如何？”的思考。当我们了解到宋代以后，医家对此多有不识，而误将种种腰腿疼、关节疾患称为脚气的历史状况后，就会发现：脚气，这一古无记载之新疾病所呈现的晋代始见、唐代蔓延中原、宋代以后销声匿迹的流行曲线，与国人几千年种稻、食米之生活条件并无实质改变、宋代以降更趋发达的情况并不相符。因而不仅以米食作为脚气多发之原因的传统解释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且就连晋唐时期的“脚气”究为何病，也需要重新考虑。

据近代医学可知，脚气病的基本病理改变是“多发性神经炎”，而导致这一病患的原因实有多种。其中较为值得注意的乃是汞、铅、砷等矿物药中毒。脚气流行的历史曲线虽与国人几千年种稻、食米之生产生活史的发展曲线不符，但却与饵食含汞、铅、砷等矿物药之“外丹”的历史曲线基本一致。因而本文对于晋唐时期“脚气病”的本质与产生原因，提出一个与传统解释完全不同的新见解。并就此展开了涉及科学史研究方法问题的若干讨论。

表1反映出两方面的情况。其一是维生素B1的摄入量。其中最低者为南方城市工人（上海、长沙），次则南京中等家庭和华南农户。而“南京小康家庭”、“殷富之家”，以及上海的“精巧工匠”、“医院职员”等皆无摄入不足的问题。其二是维生素B1与热能的比率问题。按照Cowgill氏的理论来看表1的资料，脚气易发人群仍然主要是南方城市工人。

上述资料进一步加强了本文第一节中，那种源于切身感受而生的、对于古代脚气史料诠释的怀疑。例如，唐代医家孙思邈在论述此病源流时所说：“自永嘉南度（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近来中国士大夫虽不涉江表，亦有居然而患之者”，历来都是被作为经典之说广加征引。相信米食即会导致脚气的史家对此的解释大多为：“南渡后改食米，故多患脚气；此后运河开通、南粮北运，则北方亦见此病”；谨慎者于此还会加以特别说明：“脚气病并不是吃了稻米就会发生，而大多是吃了缺乏维生素B1的精米所致”。然而上述资料恰恰可以说明，尽管精白米的维生素B1含量确实贫乏，但只要不是限定以此为唯一摄入食品，则并不会导致脚气发生。正如表1所示，生活水平稍好的“上海精巧工匠”、“医院职员”已无脚气之忧，更不用说南京的“小康”、“殷富”之家。永嘉衣缨士人南渡后，或确变为以精米为主食，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他们不再饮酒食肉、或贫困潦倒到食无菜蔬的地步。又如在表2中可以看到，属于“水稻、小麦区”的庐州、蕪湖、武穴等地，其1934年的脚气发病率竟然低于属于“小麦、高粱区”的济南。看来吃米确实未必发脚气。致于以“南粮北运”作为北方亦现此病的原因，就更显得牵强。首先，如同无法说明南渡之人的饮食结构会单一到唯以精米为食一样，北人开始食米同样不足以构成脚气流行的充分条件；其次，南粮北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北方的饮食结构，更是甚可怀疑之事。就我的经验而言，乐于食米，不过是近一二十年发生在北方年轻一代身上的事。对于父辈年龄的北方人来说，“米饭吃不饱”（不习惯）乃是司空见惯的耳熟之语。而表1的资料亦完全可以证实，事实上北方各地、各阶层民众的饮食皆不存在维生素B1缺乏的问题。凡此种种，皆说明脚气病在中国的流行，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而表2的资料似乎亦可证实这一点。

粗略一看表2所载脚气的发病区域，却有“脚气大国”之感。但仔细观察

“病发数”一项，却可发现除属于“水稻两获区”的广州、福州两地外，其它各地的“入院百分率”皆低于百分之一，甚至不到千分之一！如此的“发病率”，实在只能称得上是“偶见”。即便是广州、福州，其入院率亦只不过在1.5%左右。以如此之低的发病数来说明一种疾病与饮食习惯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有些困难。因为还有其他原因，例如慢性酒精中毒、肝肾病变等，亦可导致与缺乏维生素B1相同的病变结果——辅羧酶生成减少，甚至完全没有。

实际上，由于“白米维生素含量低

→ 致使摄入不足 → 脚气发生”这一因果关系的实现，需要以“没有其他摄取源”为必要条件，因此脚气流行大多是出现在一些特殊的生活环境中。例如，明治初期仅吃米饭和咸菜的日本海军，在远程航行过半后，总会有大量的脚气患者出现；即便是在“维生素B1缺乏症几乎只见于慢性酒精中毒患者”的西方国家，脚气也同样会出现在某些船员和囚犯之中——如果只

吃白面包而不是全麦面包，但每日食用白面包的一般民众却从不患此病。此外一些有关脚气病的统计数字与实验亦大多来源于监狱、精神病院或军队，因为除了动物，只有在这类特殊环境下，才有可能实现对饮食的有效控制。

具体到中国，近代的脚气流行，实际上主要是发生在二战前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而且主要是在难民这样的特殊人群中。侯氏之书的记述如下：

1937年日本侵犯上海，很多受难人民每天食陈久的白米饭及少量咸菜，在2个月左右就发生了很多脚气病患者。当膳食改良后（如增加了黄豆和赤豆），患者就渐减少。这可在附图8（略）看出：在9、10、11和12四个月内，在一个难民医院、一个难民收容所、一个难童教养院内脚气病病发数很高；当膳食改良后，病发数就逐渐降低。同时，在某普通医院就诊的一般市民，因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所以在一年之中脚气病病发数与以前相同。

书中所示其他反映出脚气问题严重的统计数字，其时间坐标也大多是集中在这一“非常时期”。例如，据上海前工部局卫生处统计：1936年脚气病例179人，1937年为278人，1938年突增至1100人。又如某医院1934年的门诊脚气患者为97人，1938年却激增到1288人，另有273名住院病例。

科学的发展不仅认识到维生素与某些疾病的关系，不仅可以利用检测手段与给药实验来判定根据症状表现所做出的临床是否准确，还通过纯粹的科学实验——对健康者的维生素排泄量进行检测而了解到：许多毫无疾病表现的“健康者”，也存在着严重的维生素缺乏问题。换言之，在维生素B1的缺乏没有达到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并不会造成脚气病的普遍流行。这样一来，本文开始所言“种种困惑”中的一个方面——具备脚气发病条件却未发病的问题，大致得到了一个最肤浅的解释。

同时，当代的“脚气”概念混淆与本义迷失，也就不再是一个难释其由的孤立现象。因为如果真正的脚气病在相距不远的过去，确实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那么在国人当中，就理应对其具有一定的认识；而不致在语言中出现将脚癣称之为脚气的问题（例如日本就各有名称，绝无混淆）。反之，从概念混淆、本义迷失、视脚癣为脚气这一现象，亦可证明真正的脚气并不多见于近代社会的一般民众之中。然而如果这一解释充分成立，则又必然会导致上述“困惑”之另一侧面的进一步加剧。即当脚气发生对于饮食条件的要求达到如此“苛刻”的程度时，我们是否还能相信古代文献中那些有关“脚气”的记载？或者说，顾名思义地将脚癣等与脚有关的疾病当成“脚气”的历史，是否仅限于近代？

虽然营养不足、维生素缺乏曾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国人的健康与发育，但通过上述有关资料的介绍与分析可知，除生活于二战前后这一“非常时期”中的若干“特殊人群”外，因维生素B1缺乏而引发的脚气病并非十分严重。那么，古代的情况又如何呢？尽管历代医学著作中多有关于脚气的记述，但已有的研究却足以说明：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此前的时代。为避免资料胪列导致文章变得冗长、甚至是干扰思路，在此只选一两位曾对这些记述做过详细考察之学者的研究结论，以示其要。

首先，具有临床经验的日本学者山下政三在其所著《脚气的历史》中，对中国古代的脚气病概貌，做出了如下归纳：

1、脚气病始见于晋代（265～420）。晋初或稍前，起源于岭南地区（广东省、广

省、安南地区）的脚气，逐渐向长江下游的南部地区蔓延。但为数稀少。

2、西晋永嘉（307～13）年末，迁都南京后，始见脚气多发。然直到南北朝（439～

589）时代结束，江北仍全然不见。

3、隋（581～618）至唐初（618～），始越过长江、蔓延北方；唐代（618～907）广泛流行于中国全境。这一扩展方向，与米食的普及相一致。

4、北宋（960～1127）初期，虽可见脚气流行，但多属轻症。此后日见减少，因而出现了不解其义的医家，脚气病的概念随之混乱。北宋后期的所谓“脚气”，乃是各种腰脚痛、关节疾患。

5、南宋（1127～1279）、元代（1271～1368）基本无脚气。当时被诊断为脚气者，大部分是腰脚痛、关节疾患之类疾病。

6、明代（1368～1662）呈地区性散发，因而在某一局部可见对于脚气认知的提高。但总体上还是或将腰脚痛、关节疾患视为脚气，或将其与真脚气混为一等，概念极为混乱。

7、清代（1662～1912）基本无脚气。相关医学知识近乎缺如。但据说清末在沿海地区有若干轻症出现。

在另一位对东亚脚气病做过专门研究的医史学家廖温仁所著《支那中世医学史》中，除强调：“古无此病。周汉古籍所言脚之种种疾病，如厥、痿厥、缓风、湿痹、尰……流肿、痿躄等等，仅是脚之麻痹、肿痛、软弱或风湿性关节炎。中日诸家强释为脚气，不当”之外，对于由晋至清之间，脚气出现时间、盛衰曲线、概念混淆状况的论说，可谓与山下氏所见略同。

要之，山下与廖温仁两氏的研究，不但如同其他学者一样指出了“在古代医学著作的‘脚气’项下，混杂有种种其他疾病”的问题，而且均注意到：尽管宋、元、明、清的医学著作中不乏脚气之说，但实质却是概念的混淆，真正的“脚气病”基本不存在。如将此与前述民国时期的情况联系起来，岂非前后一贯，更可相互发明。

如此一来，前述困惑又得到了部分解决——宋代以后的问题基本可以释怀。但随着外围屏障的步步攻破，核心问题也就更加毫无遮拦地凸显出来——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晋唐的“脚气之疾”。的确，就症状描述而言，晋唐医书的记载确实与脚气病应有的表现极为相近。因而不仅是一般望文敷衍者，就连毫不轻信“脚气”之名、敢于对宋代以来之脚气记载做出近乎全面否定的山下与廖温仁两氏，也都承认晋唐的脚气记载是名实相符。并以“永嘉南渡之后衣缨之士以米易面”和“南粮北运”作为脚气这一新鲜疾病出现、并越过长江向北蔓延的原因。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宋代以来米食日渐普及，何以反无此病？以致出现概念混淆、医家不识的问题。因而按照严谨的逻辑推理，我们只能承认：

1、晋代在岭南与江南地区，出现了一种被当时医家称之为“脚弱”的疾病；唐代蔓延北方，并定名化为“脚气”。

2、其症状特征一如《肘后》、《千金》、《外台》等所述，与过去习见之足部疾患有所不同。

3、从临床症状的描述看，其病理改变为近代医学所言“多发性神经炎”。

致于这种名称、临床症状，乃至病理改变皆与近代医学所言“脚气”相同的新疾病，是否因维生素B1缺乏而引起，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营养）缺乏病的症状与非营养性疾病的症状相类似，……所以在发现有某些症状时，仅能大体地说：可能是由于某种营养素缺乏所致。实际上，除了很少数的缺乏症状有特异性外，其他都是非特异性的，即是可以由其他因素而发生的，要单独地凭症状来诊断往往有困难。

两侧对称的多发性神经炎是脚气病的症状，但是患严重糖尿病、传染性神经炎或重金属中毒等，都可以引起同样的症状。”

医史学家在论述晋唐医学时，虽然总要谈到“炼丹术”与“脚气病”两个问题，但似乎无人注意到重金属中毒的症状会与脚气相同，并由此想到两者间可能会有所牵连。

尽管神仙不死、服食炼丹之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甚或更早，但着眼于借助金石不朽之性、以求肉身永驻之观念的产生，却相对而言要晚得多；虽然丹砂、水银的利用早已见于原始人类与始皇的墓葬，但饵食之风的兴起与隆盛，也需另当别论。在陈国符先生所撰“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中，给出了许多有助于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提示，摘录如下：

1、丹即丹砂，即红色之硫化汞。金丹者，丹砂而可制黄金者。金丹至唐代通称外

丹。

2、我国之金丹术与黄白术，可溯源至战国时代燕齐方士之神仙传说与求神仙仙药；盖战国时代先有神仙传说与求神仙奇药，及西汉始有金丹术与黄白术之发端也。

3、西汉以丹砂制黄金（《史记·封禅书》言李少君“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汉书·淮南王安传》云方术之士所做《中篇》，“言黄白之术”；《汉书·刘向传》载“吏劾更生铸伪黄金”），但是否用以服食，史未明言，不可考。然刘向《神仙传》载“任光，善饵丹”、“主柱，饵丹砂”、“赤斧，炼丹，与消石服之”，是西汉或西汉以前，已有饵丹砂者。

4、《抱朴子·金丹》述小饵丹方多种，皆用丹砂。故虽从葛洪所言“余问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了无一人知之者。……或得杂碎丹方，便谓丹方尽于此也”可知：至晋代为止，金丹尚少传布。但从饵食丹砂的角度观之，却并无本质区别。其主要成分皆为汞、砷和铅。

5、南北朝时，金丹术较晋代为流行。及唐代，外丹术乃臻极盛。唐梅彪《石药尔雅》列“有法可造”之丹名70种，“有名无法”者28种。盖是时飞炼外丹，全国已成风气。

6、宋人之于外丹，多已不复置信；斥外丹黄白为邪术，专讲内丹。故自宋代起外丹乃衰降。及元明，外丹术衰微。

7、葛洪24岁时往广州，遂停南土，尝由日南（越南之顺化）往扶南（柬埔寨与越南南部）。其后因所闻见，记晋代南洋产砂之国，附于《太清金液神丹经》之后。咸和初，洪欲求丹砂，又至广州，止罗浮山而卒。

8、伴随着饵食金丹，中毒身亡的记载亦时有所见。此乃唐代之后，外丹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合以上陈国符先生所述外丹兴衰的梗概，对矿物药中毒与脚气病之间可能存在的牵涉，产生出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就第7条葛洪南行求丹观之，岭南无疑是产丹砂、水银之地。故在当地存在因饵食丹砂，或因制炼、生产水银所致慢性中毒的现象，当属自然。葛洪至此，始见此等以肢体软弱无力为主要表现的多发性神经炎患者，于是乃有“脚弱之疾，先起岭南”之说。尔后江南金丹渐兴，服食中毒，乃必然因果。故若推测衣缨之士南渡后必染此风、而有此等病证，似乎要比推测他们过着食无鱼肉、菜蔬、唯以精白米裹腹而患脚气，更为合理一些。

其二，古代的信息交通，不比当代如此迅速畅通。因而虽饵食丹砂、制炼水银所致中毒，必存在于葛洪之前，但囿于闻见所限，故记说之事往往多系身历。间接经验的综合，在早期极为有限。

其三，除汞之外，铅、砷中毒也是极需注意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外丹术中，视赤色的丹砂为“阳”，黑色的铅为“阴”——阴阳相济，才能“合得至宝”。“铅与汞是金丹术中的双翼，几千年的研究都以铅汞为主要对象。铅的发现更早于汞。”同样，砷的使用也很普遍。现代医学著作在谈到脚气病的鉴别时，特别强调了与铅、砷中毒的鉴别、。就铅中毒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鉴别要点在于：

（1）绞痛型——疼痛在腹部的脐下区，属阵发性、喜按，呕吐，便秘；

（2）瘫痪型——肌肉疼痛痉挛，随后呈瘫痪。以常用肌肉为显著，如腕指、腓肠，成垂腕、足垂；

（3）脑病——头痛、记忆减退、失眠、耳鸣、幻听、谵妄、激昻或忧郁。

而砷中毒时：

与铅中毒多相似。显著的感觉障碍为与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及铅中毒的区别点。

就此观之，恐怕首先不得不承认矿物药中毒与脚气的症状表现，实在是相同甚多——即便是“鉴别要点”，也谈不上泾渭分明。盖因两者的实质性病理改变皆是多发性神经炎。其次，勿宁说古代医学文献中描述的脚气症状，有很多与矿物药中毒的症状更为相似。例如，《千金方》论脚气见症时所说：“有脚未觉异，而头项臂膊已有所苦；有诸处皆悉未知，而心腹五内已有所困”；“或见食呕吐、憎闻食臭，或有腹痛下痢，或大小便秘涩不通”；“或精神惛愦，或喜迷忘、语言错乱”；“或觉转筋，或百节挛急”；“或小腹不仁”等等，或较之“先见下肢痿软无力、腓肠肌疼痛”为主要症状的脚气病，更接近于上述矿物药中毒的某些特征。

其四，唐代金丹风行全国之前，北方虽早有服石之风，但流行的主要是五石散。其主要成分为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与硫磺，不含最易引起多发性神经炎的汞、铅等重金属。从医学著作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服用五石散后最主要的症状表现是燥热难耐，需寒食、寒饮、冷水洗浴，故五石散又称“寒食散”；此外则是因各种疮痈之症，夺人性命。因而是否可以考虑：恰是随着含汞、铅之剂的外丹北越长江、风行全国，以汞、铅为代表之重金属中毒的多发性神经炎病症，也才殃及中原的士大夫。

其五，史书中虽不乏对于中毒现象的认识，但毕竟是以急性中毒（短期内死亡）和显而易见的体表征象（疮痈发作）为主。例如，《宋书》载刘亮服丹后，“心动如刺，中间便绝”；《华阳陶隐居内传》记衡山道士邓郁之“饵之而死”；《魏书·释老志》云魏太祖令“死罪者试服之，多死无验”，但却将原因归于服丹“非其本心”；常被引用的赵翼《廿二史箚记》所述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及臣下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的服丹之害，皆是中毒致死；诸书所载某人服丹、“白日升天”，亦是急性中毒所致迅速身亡。此外则是服丹后“眉发立坠头背生疮”、“患疽致死”的描述。而对于慢性中毒，则少见论述。换言之，由于认知水平的制约，尚未能在慢性中毒之“果”与服丹之“因”间，建立起认识上的联系。致使将慢性中毒的表现，视为与丹药无关的独立疾病。

总之，上述外丹兴起于晋代、历南北朝而大盛于唐，宋元之后内丹走俏而外丹衰微、逐渐演变成外用药的“时间坐标”，与脚气兴衰的曲线可谓大致吻合。如果摘掉“米食必致脚气多发”这副有色眼镜，则恐怕很难认为这种吻合纯属偶然。

此外，由于在有关脚气病的较早全面性记述、即唐代医家孙思邈之《千金要方》的论述中，谈到此病出现后，岭表江东有释门中人支法存、仰道人等“偏善斯术”；“又宋齐之间，有释门深师，师道人述法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其脚弱一方，近百余首”；《外台秘要》“碙砂牛膝三物散”下记：“苏恭《脚气方》云是婆罗门法”，因而使人考虑到：脚弱（或脚气）这一新病名的出现，是否会与佛教传入的时代背景有关？即是否存在西域医术影响的问题。沿着这条思路，又发现“在西方文献中，最早记载此病的是Jacob

De bondt(Bontius)之《印度医学》（De medicina Indorum,1642）”。但当我以为会在古代印度医学文献与专讲佛教医学的著作中，找到类似的病名或记述时，却竟然一无所获。这说明，尽管晋唐时期确实存在西域医学知识的传入，而且我们对其诸多影响至今仍可谓“知之甚少”，但僧医对“脚弱”之疾的认识与治疗方法，却未必简单到直接源于西域医学知识。因为大多数僧医生长在中国，虽其社会身份为“僧”，但所掌握与使用的医学知识、治疗技术却源于“汉”。因而我现在对僧医善治“脚弱”的问题，另有一解：

据《隋书·经籍志》载，魏晋以来有释道洪撰《寒食散对疗》一卷、释智斌撰《解寒食散方》二卷、释慧义《寒食散杂论》七卷。虽不可言多，但在书志所载数量极为有限的释家医方中，仍可谓十分醒目。佛教徒行医术，本兼有弘教之目的，故于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自然要形成抵触与较量。“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可见佛教徒是站在神仙方术的对立面上，因而一些僧人撰“解散”方书、从事服石之疾的治疗，或许含有超出一般医疗行为的用意，应进一步从佛道两家对立的角度深入思考。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脚气病史研究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如果我们放弃了已成“定论”的“白米病因说”；并承认仅仅依据症状描述，实难判断历代文献记载于“脚气”病名项下之疾病的性质，那么真正的“脚气病”的流行状况究竟如何？其二则是当这一病名成立时，其性质是否为“真脚气”，抑或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才出现了概念的混淆与本义的迷失？这些显然都是医史研究，特别是疾病史专题研究所应回答的问题。然而迄今的中国脚气病史，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展现得实在是一幅令人疑惑丛生的图画。问题的产生，显然与“绘图方法”具有密切的关系。因而我愿在就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探讨的同时，顺便借题发挥地谈谈医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真脚气”流行史的问题。众所周知，绝对忠实地再现过去，对于史学的任何一个领域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历史的真实面貌永远都不会像史书中所记述得那样简单。而这一点在疾病史中的严重程度，大概可以说名列前茅。其原因在于生命现象（疾病也是一种生命现象）的复杂程度，在自然界中位居榜首。具体到脚气病来说，由于具有相同病理改变与临床表现的疾病有多种（如梅毒、白喉等各种感染，酒精中毒、妊娠、糖尿病、肝肾疾患、矿物药，都能引发“多发性神经炎”；此外还存在着家族性与原因不明的“慢性进行性多发性神经炎”），因而即便是对于现代医学来说，其鉴别诊断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对于古人来说，易于混淆的疾病就更多了，例如风湿病——不仅与脚气病同样具有肌肉、关节病变，而且还有脚气病中所强调的“冲心”之症（心脏病变）。因此在探讨“真脚气”的历史时，我们只能客观地说：以近代的实证资料为依据，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真正的脚气病；但其存在的历史并非简单到古今一脉、但见脚气之名，即有脚气之实的地步。

然而这种实事求是的结论定然不会令“以记述科技成就及其发展变化为己任”的科学史家感到满意。其原因在于：科学史研究，出于这一学科自身概念与定义的需要，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挑选那些符合“近代科学”、具有“科学价值”的历史事件加以描述，借以说明历史上的发明与发现、以及相关的人物如何伟大。若仅止于此，问题倒也不大，要命的是以近代科学知识强释古人。例如在脚气问题上，坚持将《千金翼方》中的“榖白皮”说成是“谷白皮——即较细糠秕”，用以说明古人对病因早有正确认识、并有完全符合近代营养学的治疗方法，即是一例。另一方面，虽然科学史也是一种历史学，但较一般史学更多地具有科学哲学的味道，总是在试图解释科学认识发展的连贯过程。因而往往会不自觉地出现不适当地“构建历史”的倾向——即通过淡化不利因素，把原本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个单纯的问题；有时还需在断裂的史料记载间增入一些链接成分，从而完成一个系统的解释。与此同时，由于一般史学家难免缺乏对于自然科学专业知识的足够了解，所以通常总是借助专科史的研究成果来进行自己的社会史研究（例如在“南北移民”的研究中，引用有关脚气之疾的论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基础出了问题——专科史的所谓研究成果并不正确，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大厦”将会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其次则是脚气病名成立时的性质问题。于此我们既可看到近代中国假日本之径学习西方医学的历史，亦能看到其对中国医史的影响。

本文第一节曾经使用“脚气概念的混淆与本义迷失”的说法，其时是将“脚气”作为维生素B1缺乏症的病名来使用的。然而在经过二、三、四节的论说后，如果还要使用这一说法，那么就只能更加严格地将脚气的“本义”释为：“具有晋唐医书所述症状的那种疾病”；而所谓“概念的混淆与本义的迷失”，也只能是针对宋代以降，医家不识脚气为何、望文生训的现象而言。因为“脚气”与“beriberi”的对译，释其病因与饮食结构相关，进而阐明本质是“维生素B1缺乏症”，乃是在日本海军军医高木兼宽及西方学者，分别对流行于近代日本海军中和南亚诸国的“真脚气”进行独立研究之后才逐渐形成与明确的。实际上，直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脚气

== beriberi == 维生素B1缺乏症”这一脚气“概念”都未在当时的中国医界占据主导地位。例如，1924年内务部为派代表参加涉及脚气等地区性流行疾病的国际医学会议，致函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云：

“查脚气病，为吾国南方数省，时有发生，北省次之。究因为何发生，有何防止方案，亟需互相讨论。”

说明既不知病因，也不知治法。致于病名，显然不过是在接到邀请函后，照本宣科。又如1925年的医学论文，还将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后遗症）称为脚气：

肠“梯扶斯”及巴拉“梯扶斯”等经过之中，所谓并发症脚气者，致其预后不良或既治愈之后，亦使遗有下肢运动及知觉麻痹，永不得自由步行诸憾事，颇为多覩。

复披览外国文献，多发性神经炎之并发于肠“梯扶斯”者，亦多有记载。

“梯扶斯”即“チフス”（伤寒）；“巴拉”乃“バラ”（蔷薇），巴拉“梯扶斯”即癍疹伤寒。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医书言“伤寒后发脚气”，即发热数日后见下肢麻痹，与此相似。再看一个称铅中毒为脚气的例子：

患儿，四个月，人乳营养

既往症：一月前精神不爽，时呈呕吐无热，绿色粘液样下痢，来院求治。

现在症：下腿浮肿，膝及阿细雷斯腱反射（－），胸壁连珠著明，当即就乳儿脚气之诊而加疗焉。

不数日浮肿尽消，及一星期后则见嘎声，由耳鼻咽喉科之检查，又证明左侧回归神经麻痹，故乳儿脚气诊益确，但至入院后十八日，四肢渐呈痉挛……

患儿母体检查：皮肤铅反应（＋＋）

诊断：脑膜炎，乳儿脚气及佝偻病。

此病之原因实由于铅中毒，来源：母体之化妆品。

有意思的是，此例的报告者为日本医生，但他却将自己明言“病因实为铅中毒”、只是临床症状为多发性神经炎的这个病例诊断为“脚气”。结合上述脊髓灰质炎之例观之，看来直到此时“依据肢体症状的脚气诊断”仍旧不衰。这位日本医生还讲述过另外一例“脑型乳儿脚气”，但两例均未言明是在中国，抑或是旧日在日本的经验。1940年，有余惠民氏以维生素B剂治疗一例脚气的“实验报告”。以上就是我查阅手边可得之这一时期的民国医学杂志，所获有关脚气的记载。虽然没有时间去详查所有的杂志，但从相关文章的数量、及这些报告皆属“一例”，即可推知其发病频度。更何况这难得的几篇报告还不都是“真脚气”。

恰因此时医学领域中出现了“脚气

== beriberi == 维生素B1缺乏症”的新知识，所以在史学性论述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相关文章。于是这一伴随着医学发展才出现的病名“新义”，便被说成了是晋唐脚气之名的“本义”。科学史研究领域中“成就派”的看家本领——发明权之争，于此亦有表现。例如耿鉴庭云唐代元稹（779～831）诗中“短脚知缘旧施舂”一语，与黴米致脚气说类似、译作“我知道你的脚病？是因为吃了旧日人家布施的陈米。”又就教其师丁福保老先生，得复示：“这样解释，一点不错。”故谓：中国人言“黴米致脚气之说，较铃木梅太郎之发明，尚早一千余年”。然范行准以为其解诗有悖本义。同时另据唐初孟詵言黍米：“不得与小儿食之，令不行。若与小猫食之，其脚便跼曲不正；缓人筋骨，绝血脉”而将“食白米而致脚气”的认知时间又提前了数百年；并说：“苟铃木诸人先能参此文献，或能早悟其因，而维他命发现权自可拔纛先登矣”。其后，侯祥川更是盛赞“我国先人对脚气病的发现远早于其它国家。在比较可靠的记载里，左传与诗小雅在公元前544年即已记载此病”；“并有很多经验符合于现代脚气病的科学理论”

。直到今日，言及中国的“世界第一”时，亦多要谈到此事。

但从另一方面讲，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看待中医的脚气病名。例如俞尔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撰写的“脚气”词条，就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首先，没有将脚气等同于beriberi，而是译作“weak

foot”；其次，在症状描述后，虽言“此病即西医的脚气病。”但又说：“包括维生素B1缺乏，以及营养不良、多发性神经炎等疾病”；再者，在病因和治则上，采用了传统的外感、内伤说，及利湿、调和气血法，只是在最后提到：“应多食粗粮、瓜果蔬菜，不宜单食精制的大米和面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作为《大百科全书》的词条，是要经过编委会审定的，因而与一般论文不同——所代表的并非一己之见。然而遗憾的是，很难看到有人注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就像人们乐于相信“华佗可行剖腹手术”，而从不理睬对此的怀疑与考证；乐于接受“对于药物的认识都是来源于生活经验”的说教，而无意深究巫术式思维方式的重要作用一样。这种现象的普遍化，除了前述研究者自身的原因外，还在于就一般民众与社会宣传媒体而言，对于历史问题的解说，只有与当代一般科学知识、思维方式相吻合时，才能被理解、被接受。就像高深的佛理只有被“世俗化”为：念一句“阿弥陀佛”即可往西方净土时，才能获得广大的信徒。

尽管上述有关脚气问题的研究，已然显得十分复杂、头绪万端了，其实还远远不够。例如，我们尚未涉及脚气发病率的高低，是否与人种、民族有关的问题；既然脚气的基本病理改变是多发性神经炎，自然就与神经系统具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所谓“非常时期”的脚气多发，除饮食条件外，是否与精神因素有关？城市与乡村，在饮食结构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城市多发，这与空气等种种其他因素是否有关？……

站在这样一个中间地带，灵魂中“属阳”的一半欲罢不能地试图深入、深入、再深入，将脚气，不，将医学史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搞清除；而“属阴”的另外一半灵魂却总是在说：“这有什么用呢？文字游戏！你们的所谓学问，不就是在古书今作中抄来抄去吗？！”——这其实不仅仅是我灵魂中的自我矛盾，实乃发生在许许多多科学史工作者，以致史学研究者家中的夫妻、父子间的真实对话。难道科学史也需要做一点“世俗化”的改造，才能被理解、被接受吗？因“亲身感受”而产生的对于脚气的种种困惑，通过上面的辨析，大致可以解决；而因治科学史之“亲身感受”所产生的种种困惑，又当如何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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