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网瘾如何反成大产业

“孩子就是有点上网的毛病，我们把他送到那里戒网，没想到把孩子送上了断头台！”广西16岁少年被父母送到南宁一家治疗网瘾的“训练营”，活蹦乱跳的孩子送进去仅10多个小时后，8月2日，抬出来的是一具遍体鳞伤的尸体。4名工作人员被警方刑拘。对于此事，国内所谓“网瘾专家”集体失语。此事再度引起社会各界对所谓网瘾治疗问题的反思。

“网瘾教授”被曝假专家

《魔兽世界》网络游戏中国区运营权易主停服，无疑是时下国内玩家的一桩闹心事，500万玩家持有的价值两亿元人民币的游戏币被无端冻结。作为最大受害者的是处于社会底层、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既不能通过法律渠道向有关部门申诉，又无法向商家主张消费权利，本来只能忍气吞声，但是偏有人伤口撒盐——

7月17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中，主持人问“网瘾专家”陶宏开:“玩家觉得他们的消费权受到了侵害。您怎么看？”陶不无轻蔑地反问道:“我们看是什么样的消费权。毒品呢、摇头丸呢，有消费权吗？”在陶眼中，网游没有消费权可言，他自然不会对500万“瘾君子”留口德。“贾君鹏们”压抑已久的情绪仿佛找到了宣泄口。“500万玩家联合签名帖”在各网站流传，要求陶公开道歉。陶在新浪的博客于7月17日之后浏览量迅速突破35万，留言超过千条。几乎所有留言都是炮轰，老陶指责他将魔兽与毒品和摇头丸相提并论，把游戏玩家比作吸毒者，合法运营的网游公司就成了毒品贩子，批准游戏运营的政府部门岂不成了毒贩的帮凶？网友认为陶氏一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信口雌黄，给广大网民构成了侮辱和伤害。

陶氏与网游的“过节儿”由来已久，近年来掀起过几番波澜，陶氏虽屡败屡战，但头顶上的光环却越罩越多：“海归派知名学者”、“留美教育专家与心理学家”、“中国反网瘾第一人”、“网络沉溺问题研究学者”。一些人罔顾其美籍身份的事实，肉麻地将之比作“当代的禁烟民族英雄林则徐”。

陶氏何许人也？根据网友考证，结合自述，他1964年考入华师外语学院英语专业，1979年成为华师外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后留校研究中国近代史。1984年应美国密西根大学之邀访学，改学电脑本科，1989年移民，留校任教，后赴纽约转型经商。2002年回国，被华师大聘为客座教授，主攻德育课程。网友评价说：陶氏心无长性，善于投机。作为在美国就开办过‘天才班’的成功商人注定不甘寂寞于三尺讲台，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陶氏的生活轨迹，从此成为舆论风口浪尖弄潮儿。2004年，他从《武汉晚报》上关注到一条《网瘾少女母亲的求助信》的新闻，他主动联系到这位母亲，鬼使神差地帮她“治好”了女儿的“网瘾”。此事经媒体渲染后引起全国反响，很多家长慕名而来，狂热的舆论不容分说地把他涂抹成了网瘾专家，半路出家的老陶摇身成为媒体簇拥的大腕明星，在与网瘾打拼的征途上从此一发不可收。

然而许多人对陶教授的传奇经历不买账，一些网友直接对其“专家”身份提出了质疑，有网友称在华中师范大学网站教授名录中，没找到陶宏开的名字；有网友到美国密歇根大学（UM）的图书馆去搜索，称未找到陶造访美国时相关的论文。当初帮助陶获得赴美访学名额的密歇根大学教授Mccord在回复网友的邮件中否认了陶曾在该校任教的事实。

许多网友指出：纵观其不断改行的经历，专业知识贫乏的陶教授在解决“网瘾”上无法超越空洞苍白的道德说教水平，不疼不痒的老生常谈无助于急于寻求帮助的家庭解脱困境，也不能提供任何建设性和可行性方法，陶氏是不折不扣的假专家。

谁在妖魔化互联网？

其实，陶氏把网游与毒品画上等号不过是在拾人牙慧而已。最早得出这一骇人听闻的结论的不是陶，而是反网瘾阵营另外一位急先锋——某机构网瘾防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春良。张用排比递进的修辞手法建立了网游与毒品的关联：海洛因是第一毒品，比海洛因更毒的是没有监管的权力，比权力更毒的是无法控制的网络游戏。

张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小册子面向公众发行，而陶则利用电视和网络大放厥词，逢人便引用几组耸人听闻的数据：目前我国8400万网民中，有1300多万网瘾青少年，青少年犯罪70%和网瘾相关，网游是青少年犯罪的诱因。陶宏开的本家、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学成瘾科主任陶然甚至极富创意地提出了《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按照其臆造的“6小时网瘾标准”，绝大部分IT工作者都被纳入精神病范畴，成为亟待被拯救的对象。

互联网真的像他们描绘的那么可怕吗？如若不然，这些人张口闭口的“网瘾”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他们处心积虑地妖魔化互联网究竟意欲何为？

如同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总会引起旧文化观念抵触一样，互联网、网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业态、新娱乐方式，也必然如此。诚然，作为一种新技术、新媒介和新的娱乐手段，互联网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和不足。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不能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和不足，不懂得如何趋利避害；更有甚者，他们把现实中的矛盾投射和转嫁到互联网中来，试图从网络上找到借口，这无疑是南辕北辙。归根到底，互联网只是一个透明的媒介工具，如何使用完全在人。

“专家们”刻意夸大互联网、网吧以及网络游戏的危害，制造普遍的焦虑和紧张，把不相干的社会负面信息生拉硬拽地同网络关联起来，造成“网游杀人”、“上网吧等于吸毒”的舆论效果，其本质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公众很在意网瘾”这一事实，更洞察到了背后的巨大商机。这些“先知先觉者”都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潜流暗涌、鲜为人知的蓝海市场——“反网瘾”产业。众所周知，一个产业的兴起不仅需要足够大的市场，还需要有充分的消费驱动压力。“反网瘾”产业恰恰满足这两个条件。一方面，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国，充盈着正反两方面的机遇；另一方面，许多家长急于帮助孩子戒除所谓网瘾，不惜血本。

于是，形形色色的“网瘾专家”便乘虚而入，孜孜不倦地兜售“网瘾”概念，办起各种网瘾治疗机构，大肆谋取暴利。记者抽样调查了8家网瘾治疗机构发现，一年期戒网瘾的费用包括教育训练费、食宿费、心理治疗费、药费等，平均3.2万元，最高的收到4.5万元。一个家庭按平均贡献5000元计，照陶教授统计的网瘾青少年数量计算，这就意味着一个650亿元的大市场，相当于2007年全国网吧总产值的两倍半，或是2008年全国游戏行业总产值，抑或是10个盛大公司的年度总营收。高擎“救危拯溺”的道义大旗，干的是抢钱的快活营生，名利双收，反网瘾产业怎能不兴旺？怎能不吸引各怀心思的“专家们”蜂拥而入？

有识之士指出，其实“网瘾”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治疗网瘾”犹如“在一间没有猫的黑屋子里面抓黑猫”。

虽然经过所谓网瘾专家长期不懈的鼓吹和渲染，但时至今日，“网瘾”还只是停留为一个模糊混沌、见仁见智的现象描述，根本没有精确的科学定义，更谈不上临床病理学支持。陶然所谓马上要在全国推广的漏洞百出的“网瘾标准”早已成为国际笑话。著名作家郑渊洁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将玩游戏成瘾纳入精神病的人才是精神病”。尽管“网瘾标准”已被证明是一场自愚愚人的闹剧，但是陶然们不懈努力开疆辟土，试图从行业标准高度布局“网瘾”市场的雄心还是可见一斑。

江湖游医的解决方案

同为“反网瘾”阵线代表，市场营销策略和手法也各有千秋。张春良和陶宏开基本上采取了发檄文、开博客、写帖子、办讲堂的推广策略。两人不约而同都物色了“大个儿”目标：张春良三次起诉美国暴雪公司，要求中国政府封杀其作品；陶宏开叫板盛大网络，宣称要跟“毒贩头子”陈天桥进行真诚对话，劝其立地成佛，最近又借“魔兽换服事件”向网易发飙。小人物挑战巨无霸好处不言自明，如果有一丁点儿的胜利，他们就会利用炒作将成果放大千百倍。他们抢占了道义制高点，居高临下指责对手，即使输了也毫发无伤，其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勇气和悲情反而在无知人群中增加了口碑。

当然这种伎俩也并非总能奏效。某IT知名记者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十问张春良》的文章中，戳穿了张的把戏，称他是“站在孩子的尸体上跳舞”，“发死人财的伪君子”。后者试图利用天津一个孩子的死为自己及其经营的“网络沉溺公共救助网”大肆炒作。张的几次炒作均告失败，逐渐失去市场，销声匿迹。陶教授吸取了张空喊口号的教训，短短两年时间跑遍数十个省，作报告、办讲座，不遗余力兜售“陶氏戒网秘方”。在陶的个人网站上，有一个关于网瘾的问卷调查，设计了10个问题，用户填写完毕以后，系统给出从轻度到重度不同的诊断结果，处方只有一个，就是参加陶宏开教授领衔的“1318戒除网瘾素质训练营”。许多网友惊奇地发现，即使10个问题都选否，也就是说跳出陶教授精心设计的10个圈套，诊断结论同样让人啼笑皆非：“您的孩子有轻度网瘾倾向”，还不忘继续给自己的产品做个广告。

据一些孩子和家长透露，陶宏开在湖北的培训班收费标准是一周7000元，在山东素质教育亲子夏令营则是5500元。江苏淮安一位父亲为了让儿子上夏令营，卖了家里的地，母亲舍不得，父亲说：“儿子比钱重要！”与陶教授大肆抨击的所谓“贵族夏令营”相比，他所开设的培训班和夏令营收费并不便宜，那么实际效果又如何呢？调查人员跟踪了几个家庭，听到的反映却是，陶教授口若悬河泛泛而谈，没有超出励志洗脑的俗套。听者云里雾里，丝毫没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个参加了两次培训班的初三女孩抱怨说，根本没效果，可是家长要求参加只好参加。培训内容是什么呢？简单一个字：玩，就是不让接触电脑。某学生家长说：“本人被其种种假象和花言巧语所蒙骗，先后两次为孩子报名参加此‘专家’主办的夏令营，总共花费近3万元，满以为会就此让孩子戒掉网瘾，然而当孩子回家以后，我却痛心地发现，一切非但完全没有改变，反倒是孩子的脾气见长，动辄对家人大发雷霆，摔打东西，这是前所未有的。”

与主打“德育牌”的“文攻派”的张春良、陶宏开不同，北京的陶然、山东临沂的杨永信属于“武卫派”，在科学病理治疗幌子下，修建变相的“愚人船”和“疯人院”，生化、物理手段并用，把受蒙蔽的家长们用劝诱或威逼的方式拉来的孩子关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白鼠笼子”里，接受所谓的科学试验和治疗。

陶然主打“药物路线”，把治疗精神病人的全套模式移植过来；杨永信则另辟蹊径，从集中营中汲取灵感，采用更加暴力的电击疗法，试图建立玩家对网络与电击条件反射的恐怖关联记忆，从而“革除网瘾”。在让孩子身心备受摧残的杨氏“网戒中心”，每月需要6000元左右的治疗费，加上其他花费不下8000元；四个半月的疗程下来，花费在3万元以上。该中心宣称，已经收治几千人。照保守的2000名计算，该中心也已经创收6000万人民币。

整个“反网瘾”行业竞争也十分激烈，各派系之间互不买账，相互拆台。陶宏开批评陶然“把网络成瘾当作精神疾病是为营利”，宣称“全国300多家训练机构，99%是违法的，是错误的，最典型的就是陶然和杨永信为代表的。”言外之意，自家开的就是那剩下1%合法与正确的。杨永信认为陶宏开的“谈心疗法”纯属忽悠；陶然则对杨教授野蛮的“虐囚”式行径给予谴责，急于划清界限。

如果说德育教授只是出于道义，给病急乱投医的家长们隔靴搔痒地唠唠“爱的教育”，固然无益，倒也无害。但是，如果以“包治网瘾”为噱头，装神弄鬼地把自己打扮成为法力无边的“斩网除魔”的救星，利用家长救子心切的心态，收取名目繁多的高昂费用，就不仅形同骗伎，且近乎残忍。至于无照行医、无师自通的杨永信教授，土法上马炮制出“电击疗法治网瘾”，令受治者生不如死，留下永久烙印，简直就是犯罪了。

亟待治理的社会公害

记者在谷歌和百度用“治疗网瘾”关键词搜索，许多网瘾治疗机构争相在检索页面顶端、右侧或底端打出广告：“孩子有网瘾就去×××”、“戒除网瘾到×××基地来”、“青少年网瘾治疗中心首选”、“唯一官方综合教育培训机构”等，各类花里胡哨的治疗信息让人眼花缭乱。令人称奇的是，有些机构甚至把“不电击、不打骂孩子”作为卖点，足见许多所谓的培训机构已经变成了青少年闻之色变的集中营，“打针吃药、电击电疗、禁闭关押、打骂恐吓、暴力训练”成为家常便饭。

8月2日，在“广州励志青少年成长辅导中心”南宁培训机构，16岁少年邓某的父母交纳了7000元后将他送进“训练营”，10小时候后邓即被活活打死，面部绛紫，眼耳嘴鼻均有大量淤血，身体遍布伤痕，腹部鼓胀。还有100多个孩子正在该所接受“魔鬼式训练”。该中心在网页上宣称“开启心灵，救赎灵魂，磨炼意志，超越自我。”在与家长签署的协议书上明示：“甲方不排除对孩子进行适度的苦难教育、惩戒教育，以不虐待孩子或不损害孩子的身体健康为限。”东窗事发之后，该中心网页已经不能打开。

记者随意登录另一家培训机构网站，以家长身份联络在线客服，问询如何保证孩子戒除网瘾，如果无效能否退款？这些机构一方面吹嘘90%的治愈率，3年来戒除网瘾上千例，另一方面又不作任何承诺，用“个别网瘾患者有反复”来搪塞，概不退款。当记者提出能否推荐一两个疗效显著的家庭取取经时，对方立即断线。

据悉，目前，我国各类网瘾治疗机构已经多达300家，由于巨大的社会需求，“治疗网瘾”来不及规范就已然发酵成为一个大产业。“国内究竟有多少家网瘾治理机构，目前恐怕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治疗网瘾早已被许多人看成是赚钱的绝好商机。”知情人士透露，“我国许多省份都有网瘾治疗机构，许多网瘾治疗机构甚至是私人公司开办。”

这个行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利益驱动下，各种治疗网瘾的机构、中心已经泛滥成灾。这项涉及千千万万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行业，连起码的准入门槛都没有，几间校舍几个人，再拉上几个所谓知名人士充门面，就打出幌子骗钱。有识之士呼吁，政府主管部门亟待建立一套相关治疗机构的准入和监督制度，尽早将其纳入有序管理体系之中，尽快改变管理滞后的局面，结束这一产业混乱无序的状态。

(晓枫 中国网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