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读中国9生活在有艾滋病的世界里

12月1日是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实现‘零’战略目标——零新发感染、零歧视和零死亡”。当天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已实现了艾滋病低感染率，但距离“零艾滋”还存在干预难度加大、传播风险增加、药品经费需求增长、社会组织能力不足等四个新挑战。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英语缩写AIDS，1981年在美国首次被确认，分为HIV-1和HIV-2两型，是人体注射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所导致的传染病。艾滋病被称为“史后世纪的瘟疫”，也被称为“超级癌症”和“世纪杀手”。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每一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每到这个时候，世界各地都会以各种方式来宣传防治艾滋病。今年是艾滋病正式命名30周年，人类也与艾滋病整整抗争了30年。在过去30年里，艾滋病夺走了3000万人的生命，艾滋病防治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艾滋病防治的投入，采取了推广安全套、开展吸毒人员美沙酮维持治疗以及免费抗病毒治疗等有效措施，艾滋病疫情的上升幅度得到控制。尽管如此，中国艾滋病防控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划，中国的目标是在今后五年减少艾滋病新发感染、降低艾滋病病死率、减少社会歧视、提高感染者和病人生存质量，到2015年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数控制在120万人左右。为达到这个目标，中国面临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实现‘零’战略目标——零新发感染、零歧视和零死亡”，而零新发感染和零死亡对于中国而言任务异常艰巨。截至2012年10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492191例，存活的感染者和病人383285例，其中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8802例，呈现上升态势。另据卫生部等单位对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估计，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这其中可能有44万人不知晓自己已经被感染。

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呈现三个特点，被专业人士称之为三大挑战。

挑战一：感染者陆续进入发病期。卫生部通报称，当前艾滋病感染者陆续进入发病期，艾滋病死亡人数增加。2012年1-10月，报告的艾滋病病人数为34157例，较去年同期增加12.7%，艾滋病死亡人数为17740例，较去年同期增加了8.6%。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介绍，根据专家对当前形势的研判，未来两年有望度过死亡高峰。吴尊友同时表示，这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感染者是否能尽早检测尽早治疗；二是要加强抗病毒治疗覆盖面。目前很多死亡患者都是因为检测不及时，发现时已是晚期病人。

挑战二：男男性传播占比升至两成。当前，性传播已经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男男同性性传播比例上升明显。今年1-10月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经性途径传播所占比例为84.9%，其中男男同性性传播所占比例为21.1%。今年监测发现，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6.7%。从疫情分布来看，局部地区的特定人群疫情严重。根据卫生部数据，全国累计报告感染者和病人数超过1000的县(区)有93个，超过5000的县(区)有5个。疫情严重的9个省(区)累计报告感染者和病人数占全国的79.9%。

挑战三：老年感染者人数逐年上升。15-24岁青少年和50岁以上老年人感染数逐年上升，仅2012年1-10月就分别报告9514例和16131例，较2011年同期分别增加12.8%和20.2%。卫生部疾控局副巡视员孙新华表示，卫生部计划明年联合全国老龄办针对老年人生活习惯、需求展开专项调研，对症下药，遏制当前老年人艾滋病多发的趋势。

据悉，中央财政今年投入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23.9亿元，较去年增加近2亿元；卫生部协调约1亿元，资助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11月30日，在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市社区药物维持治疗第七门诊部，看望艾滋病患者，与艾滋病感染者亲切握手。习近平强调，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全社会都要用爱心照亮他们的生活。

然而，就在几天前，一则携带艾滋病毒的肝癌患者求医遭拒，私改病历隐瞒病情接受手术的新闻报道，再次引起了全社会对“艾滋病就医歧视”问题的集中关注。这并非个案。去年5月，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撰写的《关于解决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手术难”问题建议》报告就指出，“手术难”已成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医疗权益受侵害的突出表现。

面对艾滋病患者，医生的顾虑自然是担心病毒感染。但是，殊不知，由于正常就医渠道不畅，艾滋病毒感染者只能靠隐瞒病情获得治疗，这无形中又给医生带来了潜在风险，医疗歧视对于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伤害更大。事实上，只要做到防护合理，职业暴露导致艾滋病感染的几率非常小。有专家指出，中国每年因给病人手术等医疗操作而导致艾滋病职业暴露事件有好几百起，但未发生一起由此导致的艾滋病感染病例。

如果掌握更多防护知识的医生都不能消除对艾滋病的歧视，可想而知，就更难再去期待全社会对艾滋病患者营造更宽容、更友爱的环境。除了医疗歧视，艾滋病患者还面临学习、就业、生活等多方面的歧视。

此前不久，江西一名艾滋感染者因参加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成绩优异却遭拒，状告县教育局，这是中国第四起艾滋就业歧视案。这四起案件惊人地相似，四位原告均在寻求教师职业的过程中，通过笔试和面试之后，因为体检HIV呈阳性而被拒绝录用。前三起案件已经败诉或不被法院受理，目前这第四起案件正在等待法官的立案答复。

对于数十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来说，歧视可能比病毒本身更可怕。曾有一个艾滋病人无奈地表示，饭桌上只要他一坐下，所有人都走了。而由于社会歧视的存在，有高危行为的人不主动寻求或不愿接受检测，增加了传播的风险；发现的感染者逐年增加，感染者陆续进入发病期，耐药病人增多，对治疗药物品种和经费的需求不断增大。

社会大众之所以会对艾滋病莫名恐慌，主要是对艾滋病的认识不够，莫名其妙的担心，莫名其妙的恐惧，导致了莫名其妙的歧视。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部分公众依然歧视艾滋病病人。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了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与其他孩子在同所学校学习；接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与艾滋病感染者同室生活。

2009年11月27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我国卫生部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组织在京发布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对我国25个省区市的2000余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了调查，其中41.7%的受访者称曾经受到过艾滋病相关歧视，超过2/3的人表示家庭成员曾因自己的感染状况受到过歧视。在知晓被感染者的感染身份后，1/4的医务工作者、超过1/3的政府官员和教师持有负面和歧视的态度。有超过12%的受访者表示，自检测出艾滋病感染后曾至少一次被拒绝就医。

除了就医困难，保证艾滋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和生活质量，需要更多社会支持。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救助和服务，包括生活上的帮助，也包括心理的调适和精神的鼓励。艾滋病患者作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不仅面临着肉体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困难，还面临着社会的歧视与隔离，因此他们更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2011年6月8日，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栏目的编导张征在自己的微博上记录下这样一段文字：“这是最震撼我的一次走读，许多生命在这里陨落。吉克今年11岁，父母因吸毒感染艾滋病死亡，而她也不幸被传染艾滋病。现在已经病发。头部溃烂，脚踝溃烂，胳膊上脓疮。身体状况的恶化使得她已经无法在继续上学了。她美丽的大眼睛观察世界，似乎对过去的乃至未来的灾难仍未知晓。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去上学。”“她还那么小，就已经发病了。即便现在药物能够治疗，但她究竟能活多久，这其实还是很难说。《走读》播出之后，吉克收到了好多救助，凉山NGO组织还专门为她设立了一个救助专项基金，用以医疗和生活状态的提升。这几天吉克就在北京呢，参加一个艾滋病的宣传，我们可能不会去拍摄，但还是会过去看看她。我现在都记得我们回访她要走的时候，她依依不舍和我们挥手作别的样子，那个时候心里还是挺欣慰的。”

70岁高龄的徐莲芝教授是中国最早治疗艾滋病、治疗病例最多、经验最丰富的专家之一。1998年，她在北京佑安医院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关爱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爱心家园”，帮他们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那里的患者和医护人员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徐妈妈”。2000年，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的夫人来中国了解艾滋病防治情况时，称赞她是防治艾滋病的“世界级功臣”。

徐莲芝经常跟患者们说一句话：什么都可以丢掉，但希望不能丢。她说，经她抢救过来的病人，现在不但坚强地活着，还在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

患者王珊（化名），女，40岁。1995年她因为患有贫血去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病毒，2004年，她在体检时发现自己身患艾滋病，便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之中，家人和朋友对她的另眼相看更是让她感到绝望。“那时候村里人都躲着我走，甚至连家人都对我存有偏见，不和我说话，每天我一个人吃饭，独自入眠，这让我对生活充满了绝望。那时，我经常看着窗外的天空发呆，每当想起别人看我的眼神和在背后窃窃私语议论我时，就感到非常无助和伤心。”

经过积极地配合治疗，现在王珊的病情已基本得到了控制，她又重新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反正都已经得了这种病，再怎么消沉、绝望和痛苦也于事无补，不如积极地去面对，让爱我的家人也能开心一点儿。”王珊说，“希望我能够早日出院，再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和家人一起平静地生活。同时，更希望获得大家的理解，请不要把我看成另类。”从王珊的话语中我们足以体会到，一个艾滋病患者对能够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的那份强烈的渴望。

与王珊有着同样感悟的还有一个人，《最后的宣战》的作者、艾滋病患者黎家明，他用《最后的宣战》记录了自己的痛悔、悲伤与抗争。“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这种疾病的可怕，100%的死亡率让人绝望，但最可怕的是：你无法向你周围的人坦白你的病情，甚至你的亲人和朋友。在白天的时候，我必须要表现得跟正常人一样，不能让别人怀疑我。在晚上的时候，睡着的时候，噩梦连连。”

“终究会有那么一天，艾滋病不再是治愈不了的顽疾，治疗起来可以像治感冒一样轻松，预防和治疗的药物在医院和药房里都能找到，药物的价钱也能像感冒药那样容易接受。没有歧视、唾弃，不再无助、绝望，艾滋病病友们可以走出阴霾，不再是社会生活中那群最无助的弱势群体。”一位防艾志愿者如是说。

是的，我们看到，经过全社会的努力，这位志愿者的愿望正一步步朝着目标靠近。

“生病以后可能会失去很多东西，包括自己对未来的打算，还有一些梦想，还有一些健康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想说的就是生病以后，我也得到了很多东西。过去在梅雨季节里面，房间里面有股怪怪的味道，衣服上面都会很难闻，心情都会很糟糕；可是现在有的时候，通过窗外看见窗外的树啊、花啊、草的时候，觉得它们特别绿。从来没有觉得过，就是在梅雨季节，还有一种生命这么旺盛，而且这种绿，会让自己心里面特别平静，很干净。那种感觉，像这些点点滴滴的这种小感受，在我生病以前，在我这个年纪，根本都没有想过，我想这些可能就是HIV病毒，或者说是艾滋病给了我很多的东西”——黎家明在接受央视《新闻调查》采访时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