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个旧锡矿工肺癌高发 民工难获职业病保险

周强穿起沾满泥土的雨靴，从床边抓过安全帽和手电筒，弯腰走出低矮的窝棚，踏上一条窄窄的铁轨。从几位正在晒太阳的妇女和小孩身旁经过时，他抬头望了望，“我已经不习惯在太阳底下干活”。

铁轨通向一个锡矿。在世界最大锡产地云南个旧，随处可见这样直入大山深处的锡矿。34岁的周强要在矿井里面工作十来个小时，将矿石铲进背篓，再装入数十米开外的矿车，然后推着矿车在阴暗的坑道中走上几公里，卸到露天选矿常天天如此。来自云南镇雄的他，已经在锡矿井下度过15个年头。他并不清楚，自己正置身于肺癌高发的危险境地。

20多公里外的个旧市城区，70岁的云南锡业公司（简称云锡）退休矿工黄崇侯躺在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肿瘤科的病床上，他刚刚被检查出肺癌。“云锡工人中死于肺癌的已经有三千多人。”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原云锡劳动保护研究所所长姚树祥说，“这是不流血的工伤。”

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首届“长江环境健康报道奖励计划”资助下，笔者前往个旧进行了采访。

黄崇侯12岁就开始了矿工生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报道过像他这样的个旧锡矿的童工，“对那些每天只能挣三角钱的童工的唯一要求是他们必须抬得起装矿石的筐子……40％的矿工干上三四年以后便中砷毒而死。”巴金则在小说《砂斗中这样描述旧社会的锡矿工人，“砂丁穿着麻衣，背着麻袋，手里拿着铲子，慢慢儿爬进洞口……”

解放以后，黄崇侯成为云锡这家大型国有企业的正式员工，告别了“砂侗式的悲惨生活。但锡矿工人的职业健康风险并未消除。例如，云锡曾于1973年分析近两万份职工病案，结果查出肺癌患者5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为矿工。

1975年1月29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反映了云锡矿工肺癌问题。次月5日，病中的周恩来看到这份内参后，唤来李克农之女、中国医科院日坛医院（肿瘤医院前身）党委书记李冰。根据署名“《体育报》记者”的报道，周总理用十分微弱的声音说：“李冰，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很高，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要去解决好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一个工业城市与肺癌的战争自此开始。当年3月，云锡组建了劳动保护研究所和云锡总医院（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前身）肿瘤科。全国各地的一流专家纷纷奔赴个旧，云锡矿工肺癌防治也被列入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经过多年研究，锡矿工人肺癌高发的肇事者被锁定：矿井中高浓度的放射性气体氡、氡的衰变分解产物氡子体，以及含砷矿尘等。云锡也先后投入数以千万计的费用，采取机械通风等措施，改善井下作业环境。

这些努力已有所回报。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常润生说，云锡每年仍有数十名矿工被查出患有肺癌，“总体发病水平没有明显降低，但发病年龄在往后推迟，以前平均发病年龄约为50岁，现在大概是65岁以上”。

不过，云锡的职业健康工作逐渐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有的领导过分强调经济效益，肺癌防治出现了滑坡。”个旧市防癌办公室主任姚明鉴说，“比如，以前从省上到各个厂矿，有一个三级防疫网络，现在这个网络已经名存实亡。”他所在的防癌办公室，以前“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如今每年手头只有数千元工作经费，其中一半还得用来订购摊派的报纸。

云锡劳动保护研究所的大院已经变成洗车常这个研究所曾经有100多名员工，与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美国癌症研究所等国内外机构有过密切合作，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但几年前，这家研究所的骨干们大多各奔东西，队伍基本垮掉，剩下的二三十人已经无力再开展研究工作。

此前，云锡曾在矿工中开展肺癌“三早”，即早期普查、诊断和治疗。何顺明即是“三早”受益者之一。30年前，他被发现患有早期肺癌，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的黄绍锵医生为他施行了手术。如今，79岁的何顺明与女儿生活在云锡家属区一栋旧式楼房里。

黄崇侯的二哥黄崇祐却是另一番遭遇。那也是一位在井下辛苦了数十年的老矿工。去年4月，老人因为咳血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晚期肺癌，“肺差不多都被癌细胞吃光了”，医生们自然无力回天。“好些年没搞肺癌普查了。”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肿瘤科副主任瞿智祥痛心地说，“如果早查出来，还有机会早治疗。”

黄崇侯清楚地记得二哥临走时的一幕。二哥的女儿凑到老人身边，“爸，还是让您走个明白吧，您得的是肺癌。”老人长叹一声，“你们怎么不早说呀。”

说起来，黄崇侯目睹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悲惨故事：他所在矿区的区长、小组长，还有不少熟识的矿工都死于肺癌，有的人过世时还不到50岁。

如今，他自己也患上了肺癌。但他觉得，与那些先行离去的老朋友相比，自己已经比较幸运，“都活到70岁了，死没什么好怕的”。

像黄崇侯兄弟这样的正式工，在锡矿坑道或冶炼第一线工作累计超过10年，如果被发现患有肺癌，可以享受工伤待遇，全额报销医疗费用。但或许用不了多久，云锡就不会再出现享受工伤待遇的肺癌患者。因为这一代矿工正在老去或死去，一段历史也将随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