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科医生操刀前获取器官的证据
在一篇对中国语言移植期刊的深入研究中，来自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两位研究人员为中国强制器官移植的恐怖行为增添了新的层面。
以色列心脏移植外科医生雅各布·拉维（Jacob Lavee）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生马修·罗伯森（Matthew Roberston）正在寻找证据，证明在中国，器官是从未经同意的被执行死刑的囚犯身上获取的。这一做法在2020年被中国法庭“毫无合理疑点地”证实。但他们发现了更令人震惊的事实：重要的器官是从仍然活着的患者身上取出的。
“我们首次证明了移植外科医生就是行刑者-执行死刑的方式就是器官获取。这些都是医生自己承认的执行患者的证据，”拉维告诉医疗新闻。“迄今为止，我们只有间接证据，但我们的论文就是直接证据，因为这是医生们自己的话。根据这些外科医生的说法，插管是在手术开始后才进行的，这意味着患者在手术开始之前是自主呼吸的...这意味着他们并没有脑死亡。”
这项发表在《美国移植杂志》上的研究涉及对数千篇中文移植文章的精细分析，并确定了71篇文章中，移植外科医生描述了在宣布患者脑死亡之前开始器官移植手术的情况。
罗伯森告诉，他们在每篇71篇文章中都仔细记录了“刑事证据”。他解释说，这违反了器官移植伦理学中的死亡捐献者原则。“这些外科医生写道，捐献者脑死亡，但根据我们对医学科学的了解，他们不可能脑死亡，因为他们没有进行阻断呼吸试验。脑死亡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还有一系列的测试，其中关键的是阻断呼吸试验，在此试验中，患者已经插管和通气，他们关闭机器，然后观察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水平。”
罗伯森和拉维费力地记录下这71篇文章中的“证据句子”，证明在器官获取手术开始之前，脑死亡并没有发生。“我们通过两个标准来认定问题脑死亡宣告，”翻译这些中文文章的罗伯森解释道。“一个是患者在宣布脑死亡之前没有进行通气，只有在他们宣布脑死亡后才插管；另一个是插管在手术开始前立即进行。”
拉维来自特拉维夫大学，他说：“这让人难以置信。当我开始阅读时，我最初的反应是‘这不可能’。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坚持让马修再做一次独立的中文翻译，以确保准确性。我告诉他，‘没有医生、外科医生会写这个-这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读了这些论文越多，我们发现这是一种模式-它们并不来自一个医疗中心，而是遍布中国各地。”
为了进行分析，罗伯森编写了代码，并开发了一种算法，对1980年至2020年间的124,770篇官方中国数据库中的医学文章进行了研究。他们的报告显示，这71篇文章中涉及到问题脑死亡的案例来自33个城市的56家医院（其中12家是军队医院），共有348名外科医生、护士、麻醉师和其他医务人员或研究人员被列为这些出版物的作者。
为什么这些医务人员会写下这样自证其罪的证据？研究人员表示不清楚。“他们不认为有人会读这些东西，”罗伯森猜测。“有时候在一篇八页的论文中只会出现五六个字。”拉维则怀疑可能还涉及无知。“如果这在中国已经是一个20或30年的实践，我想当时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在做错事，虽然在中国如何宣布脑死亡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在这方面发表了很多研究。”
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医学伦理学部主任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教授称，这篇文章是“这种野蛮行为仍在继续的证据，它对于揭示一项巨大的侵犯人权行为是非常有价值的贡献。”他告诉说：“根据数据，这些问题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中国的移植手术数量明显超过了尸体器官捐献者的数量。”他还提到中国在器官移植旅游方面的参与，“这意味着当潜在的接受者出现时，你必须有一个准备好的捐献者；你必须有一个匹配的器官可用，而等待尸体捐献者是很难做到的。”
虽然研究人员在2015年之后没有发现有关问题的出版物，但他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外科医生意识到发表这些信息将引起国际谴责。“我们认为这些做法仍在继续，”拉维说。他承认，与此同时，一个自愿器官捐献计划正在缓慢发展。他说，鉴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移植国家，以及其低的自愿捐献率，合理推断主要的器官来源仍然是死囚。
卡普兰和研究人员呼吁学术机构和医学期刊恢复他们之前对中国移植出版物和演讲者的抵制，但只要中国否认这些做法，经济和政治领导人将对此视而不见。“过去，我认为中国医疗专业人员参与器官捐献者的执行并没有被认真对待，”罗伯森说。“我希望随着这篇论文在该领域的领先期刊上的发表，这种情况将会改变。”
这项研究得到了谷歌云研究学分计划、澳大利亚政府研究培训计划奖学金和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支持。罗伯森、拉维和卡普兰没有透露与本研究相关的任何经济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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