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界的大型节目《医学界放大镜》。我是龙格博士。改变文化是人类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多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美国文化的常态一直是尽可能地延续人类生命，尽可能地阻止死亡。而现在我们需要的文化改变是，当死亡的时刻到来时，允许它发生，并且以最大程度的尊严、最小程度的痛苦和苦难为病人提供帮助。

对于死亡，我开始有点乐观。我并不是指我自己的死亡，我并不比你们大多数人期待它。死亡没有美丽之处，除非我们接受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甚至是我们的责任，早晚都会面对。

要实现医学和文化的变革，我们需要在道德信仰和伦理标准的层面上进行工作，需要专业人士和个人的领导力。接下来可能需要进行国家和联邦法律法规的变革。经济驱动可以推动这个过程。但首先，你必须引起他们的注意。

当我们在1988年的《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了“结束，黛比”一文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但这个事实故事讲述了一位关怀患者的医生使用静脉吗啡来结束一位患有晚期卵巢癌的年轻女性痛苦的生活，震撼了一个大部分自满的文化。接下来是蒂莫西·奎尔医生和他在1991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披露，他在一位患有白血病的病人的要求下开了巴比妥酸盐，让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在1990年开始，杰克·克沃尔基安医生和他的自杀机器协助了100多名患者的死亡，他传递出了正确的信息，但是却是由一个深陷困境的使者。

世纪以来的临终关怀运动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并成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行业。源于临终关怀运动的姑息治疗现在已经普及，并且可以在任何时间或地点提供，不仅限于临终护理。伦理学界的领导者，如林达·埃曼纽尔博士（芝加哥西北大学菲茨伯格医学院公共卫生与医学研究所（IPHAM）布勒中心的主任）和阿瑟·卡普兰博士（纽约大学朗格医学中心医学伦理学部主任），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明智的指导。

在美国法律的前沿，俄勒冈州在1997年通过公民投票率先实行医生辅助自杀。但是只有大约1200人在近20年中要求使用这种药物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其中近一半的人甚至没有使用这些药物。

华盛顿州在2008年通过选民投票效仿了俄勒冈州，然后是蒙大拿州，通过法院命令；2013年，佛蒙特州通过立法行动。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曾经追求天主教神职的耶稣会士，最近签署了终末期选择法案。它将在2016年在我们最大的州开始生效。随着我们接近一个转折点，将有更多的州效仿。

在美国联邦层面，医疗保险多年前试图为医生为严重病患提供临终咨询付费。但是，2009年，萨拉·佩林的“死亡小组”煽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导致这一努力失败。终于，在长久以来，中心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机构批准了付费的自愿临终咨询作为其2016年的医疗保险医生付费计划的一部分。当你为医生付费做某事时，他们会去做。

最后，对于我们这个迷恋指标的医疗系统来说，对于关心患者安全统计数据的医院而言，他们可能会发现，很多被归为医疗错误相关死亡的情况实际上发生在虚弱的老年人身上，经常是在重症监护病房。这些病人中很多人可能本来就不应该在重症监护病房。也许甚至不应该在医院。大多数美国人表示，他们更愿意在家中与挚爱的人一起离世，而不是被连接到管子和装置上，接受毫无意义和徒劳的生命支持。提高患者安全数据；让临终的人在家中离世。

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是龙格博士，《医学界放大镜》节目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