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美国的医生、护士和整个卫生保健工作者群体备感沮丧，陷入了严重的倦怠状态，临床抑郁和自杀率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记录。事实上，这不仅仅局限于美国; 全球范围内都已经诊断出了疲劳过度的流行病。但是，对于医疗卫生工作者来说，情况即将变得更加糟糕。

2019年12月，中国武汉爆发了一场肺炎疫情，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该病原体在2020年1月5日被测序并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随后被命名为SARS-CoV-2。美国的第一个COVID-19患者于1月21日在西雅图被诊断出来，这与韩国的第一个患者被诊断出来的时间相差不到24小时（图表来源：我们世界的数据）。

第一阶段：“无声”传播

与韩国迅速开始使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COVID-19测试相比，美国拒绝了WHO的测试，选择通过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开发自己的测试。但是CDC的测试最终被发现有缺陷，这代表了政府的许多失误之一。由于没有足够的测试，从两国的第一个患者出现到美国开始大规模扩大检测，几乎有近50天的时间。这为美国的医疗卫生工作者在这段时间内面临的困境带来了无数的肺炎和呼吸道症状的患者，而他们无法诊断COVID-19或者甚至怀疑这一病情。这些患者无意识地传播了他们的感染给医疗工作者。此外，在传播的第一阶段，COVID-19携带者的无症状感染率可能很高（约为30%），这进一步增加了医生和卫生专业人员感染的机会。

为了进行比较，在二月份的一个月内，韩国进行了超过75,000次的测试（而美国仅进行了352次），并采用了所有WHO的最佳实践，包括大规模测试，追踪每个被感染者的接触者并对其进行测试，隔离所有已知病例以及社交隔离。

而美国却没有做到这些。相反，官员们一再做出危及公共卫生以及负责照顾公众的医疗工作者的错误选择。

与此同时，韩国及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也采取了所有WHO的实践，包括为医疗工作者提供保护。在这两个地方，医疗专业人员被要求在与患者互动时佩戴外科口罩。这种做法事实上预示了美国的第二阶段失败。

第二阶段：没有弹药的战争

尽管西雅图是首批病例集群的发生地，但是三月初在纽约市被诊断出的患者数量不受控制，使得人们充分意识到美国在个人防护装备（PPE），重症监护病房床位和机械通风器方面的设备缺乏的问题。

对于口罩的严重缺乏，Farhad Manjoo在他的文章"How the World's Richest Country Ran Out of a 75-Cent Face Mask"中给出了详细的描述，而Megan Ranney医学博士等人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中也描述了PPE和通风器的严重缺口。

由此造成的局面是，医疗工作者没有口罩，或者不得不连续使用数天，而且缺乏其他防护装备。这仅仅是指普通的75美分的口罩，而不是更好地阻挡气溶胶飞沫的N95口罩。

但是共享设备不仅仅是在医生和护士之间，甚至还包括一些重症监护病房中的患者共享一个呼吸机。关于呼吸机的数量，我们将需要几十万到一百万台，但整个国家仅有不到16万台。

美国对流行病毒毫无准备，资源严重短缺已经够糟糕了，但是情况仍在恶化。在这第二阶段中，医生和护士们因为表达自己的关切而被管理人员禁言和限制言论自由，甚至被解雇。

与此同时，COVID-19的检测仍然缺乏。尽管迫切需要，但对医疗工作者进行系统化的检测尚未开始。

第三阶段：医疗专业人员广泛感染和死亡

回到武汉，一位33岁的眼科医生李文亮是第一个向中国人民发出关于疫情警告的医生，他于2020年2月7日去世。但他并不是在中国去世的最年轻的医生。29岁的胃肠科医生夏思思在入院35天后也去世了。

然而，3月11日，特朗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说：“年轻和健康的人可以完全恢复并很快恢复过来。”

到了三月底，意大利已经有超过54名医生去世，在世界上最严重的灾区之一——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大区，20%的医疗工作者已经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现在，在美国的波士顿、纽约和其他疫情严重的城市中，大量的医疗专业人员被确诊为COVID-19，年轻的医生们正在写遗嘱和制定临时的葬礼计划。

COVID-19本不应该夺去年轻人的生命，但在美国，年轻的护士和医生正在死去。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有许多理论，最好的理论可能是病毒载量——COVID-19接种量的大小。

因为医疗工作者接触最重症的患者——通常没有足够的防护装备，病毒载量可能会超过年轻医生的免疫系统对抗感染的能力。

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员因病毒而丧命，这绝非一个悲剧，因为许多敬业的人士是不必要的死亡，这是由于没有进行测试和缺乏PPE造成的。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大量医疗专业人员因感染和疾病而暂时失去工作能力。这是另一个被忽视的指数级增长曲线：每个医生、护士、呼吸治疗师、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