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何以成为媒体人的流行病

2007年前后,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无缘无故的焦虑,严重的拖延症;总是乏力,疲惫,头昏,甚至神经痛;不喜欢聚会,对户外活动毫无兴趣;失眠,通宵达旦。

那时,我是一个报社的记者,但常常一整天呆在电脑前玩“空当接龙”——一种很无聊的纸牌游戏;要么,打开一个空白文档,但永远写不出一篇完整的文字。我一天说的话有时不超过十句,但脑子里念头却密密麻麻,极为活跃。情绪时而狂躁,时而低沉。最让我抵制和恐惧的,是即将到来的选题和采访。每晚,我在黑暗的房间,睁着眼睛做一道艰难的选择题:“辞职”或“继续”?当时,我并不知道,其实我的焦虑是一种病,它有一个令人不知所措的名字:抑郁。

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两年多,当时我意识到,这种看不见的病,很可能成为城市里的流行病。很不幸,这个判断成了事实。如今,它蔓延在各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也成为了一些媒体人的宿命——在这个黑色的五月之初,十天内,竟有四位媒体人因抑郁自杀身亡。其中,都市快报副总编辑徐行年仅35岁。让人极度痛惜的同时,又极为震撼。

事实上,抑郁,以及非正常死亡,在媒体内已是屡见不鲜,只是从未这样密集而悲壮地呈现——它不过是更为严厉地提醒我们,媒体从业者的健康状态究竟差到了到何种程度。

其实,细察这次集体性的事件和之前的案例,你会发现,频频爆发的抑郁、乃至自杀,也有其规律,即更集中于“媒体老人”、或媒体里具有实际职务的人士。

这个规律不难解释。首先,这些人大多历经了十年以上的高强度媒体生涯,长时间受压让人身心俱疲;相比年轻人,他们承担着更多责任;有些人以前只顾内容,现在要兼顾“经营”;如果说一线采编是“动态”的职业,那老媒体人或中干群体,特征是“静态”。相比如今逼仄的媒体行业环境,他们的社会空间更为逼仄。他们普遍一整天坐在办公室用脑子超负荷运作,而不习惯运动。对于很多媒体工作者来说,幸福就是“睡个好觉”。——这样一群人,怎么能不焦虑?而焦虑,是抑郁的前提。

最近,与一位前同事见面,发现她精神焦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是翌日早上有采访,晚上她就会失眠。所以她常常脸色蜡黄。在医学上,这是强迫症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焦虑或将过渡到抑郁。

往深层次看,集体性的焦虑或抑郁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当前传统媒体的生存背景——在艰难的行业转型期,媒体人承受的危机和压力更具体,新媒体的冲击,经营上的压力,转型带来的失重,个人发展的未知。除此,他们还承受着更大的落差,即引以为傲的职业身份的模糊和消隐。他们的感受更入微。

焦虑和抑郁虽然可怕,但也不是不能应对。另一位朋友,在某媒体身居要职,压力不可谓不大,但不焦虑也不抑郁。他的秘诀是:写诗,喝酒,锻炼。个体写作是对业余时间的合理支配;喝酒是坏情绪的泄洪口;锻炼自不必说。他的经验极好地诠释了为什么许多媒体人会抑郁——没有发泄的渠道。此外,我得补充一点,他的睡眠质量极高。但绝大多数媒体工作者,睡眠质量极差。这也是焦虑不断升级的诱因。

焦虑和抑郁的流行只能说明,媒体这个庞然大物在凶猛而至的转型期,并没有做好准备,可以试着更人性化一些,尽可能避免悲剧一再发生。比如,配备心理医生;比如给运动量严重不足的员工配备健身房。而对个体的工作者,我的建议是,当你感到压力,你必须善于把压力倾泻出来,;当你排解不了,不妨“离开一会儿”。有时,“出走”并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为了更好地找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