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把东三省变成人间地狱的肺鼠疫下

20世纪初的东北人口稀少，整个东三省的人口加起来没有超过2000万。地大物博的东三省吸引着大批关内青壮苦力来到这里闯荡，尤其是山东、直隶两省，每年数以万计的木匠、猎人、商人、苦力都融入这种季节性的大迁徙当中。所以，每到春节临近，就会有大批的外地人准备返乡过年。

其实，从1898年起，鼠疫就成为东三省的地方病，但是瘟疫只能够蹂躏某一个地区，而不向其他地区蔓延。特别是在那些遥远和偏僻的地区，荒凉的山谷和漫长的道路形成一道有效的屏障。但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铁路的修建，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所以，1911年的肺鼠疫大流行与铁路扮演的重要角色有着密切的关联。

有了铁路，有了流民，也就有了春运。1911年的1月30日是春节，返乡大潮从1月初便悄然开始，狭小的火车车厢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乘客。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从疫区而来，身上带着疫菌，有的人甚至在车上就已发病。紧闭的窗户，浑浊的空气，为疾病的传染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奉天是当时重要的铁路枢纽，每天都有大批的流民乘火车从北部疫区来到奉天。其中很多人将转行京奉铁路继续南下，这样，车站附近的客栈就挤满了等待转车的流民。

在鼠疫爆发的初期，人们曾强烈要求当局关闭长春到奉天的铁路。但是无知的政府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直到奉天大部分地区被传染瘟疫，每天都有人在死去，政府才意识到铁路对于控制传染的重要性，不得不于1911年1月14日，切断了奉天到山海关的铁路，奉天遂成为阻止疫情向关内蔓延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满洲里刚刚爆发肺鼠疫的前期，当地人、甚至是一些外国医院的专家一致认为，只要消灭老鼠就可以遏制这场鼠疫的蔓延。因此，在肺鼠疫开始呈现不断蔓延状态的初期，东三省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到灭鼠活动上，以期达到遏制鼠疫蔓延的效果。为了鼓励人们灭鼠的积极性，官府贴出了悬赏购鼠的告示：每杀死一个老鼠奖铜币7枚。号令一下，东三省的老鼠遭遇

但是，鼠疫扩散的速度并没有因为老鼠的减少而停下脚步，各地上报的死亡记录仍在上升。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医务人员的缺乏，肺鼠疫爆发期间，整个东三省的医疗人员极其有限，尤其在治疗方法上显得那么无知，收到患者，医生就给患者放血或是针灸。结果，不但接受了这样治疗的人必死无疑，而且，扎完病患的银针随之又扎进另一个人的身体，造成瘟疫的进一步扩散。

惊恐的清政府请来英国医生伍连德主持东北的抗击鼠疫工作。同时，大批西医志愿者也前来助阵，陆陆续续地到达东北。但是，鼠疫并没有因此而得到遏制。这场瘟疫来得异常凶猛，病人抬到诊所，医生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做实验即已暴毙，根本来不及救治。医生们开始尝试着用血清疗法，这种疗法曾经在世界上某些地方得到过成功。然而，在中国东北，这种疗法并不见效，注射过鼠疫免疫血清的感染者眼见着退烧了，却又在随后的几天内再次高烧，然后咳血，最后倒地身亡。

医生们不想承认这事实，却又不得不承认：肺鼠疫无药可治！一旦感染，必死无疑！

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传统的中医显得苍白无力，西医们也束手无策。自人类医学发展至今，人们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鼠疫。

中东路，1911年鼠疫传播的主干线，而作为中东铁路附属地管理中心的哈尔滨最先被瘟疫传染。

哈尔滨是东亚地区著名的商业和出口中心，据统计，仅1910年一年就有大约6万人涌入哈尔滨谋生。1911年10月27日——距离满洲里发生肺鼠疫仅仅半个月，哈尔滨出现了第一例肺鼠疫患者。

面对鼠疫的突然袭击，哈尔滨人措手不及，没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防范。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哈尔滨很快成为鼠疫向外大规模扩散的核心，哈尔滨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不光彩的名字——鼠疫传播中心。

在这场惨烈的传播中，距哈尔滨不过500米的傅家甸首当其冲，仅仅两天，哈尔滨的疫情就蔓延到傅家甸。

傅家甸位于滨绥铁路东侧（现道外区），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吸引了大批从关内来此谋生的劳工和经营建材的客商。繁杂的外来人口带来的不仅是商业上的繁荣，还有居住条件的不断恶劣。这些外来人通常居住在土砌的低矮房屋中，没有通风，没有光照，屋内阴暗潮湿，空气污浊。屋外污水横流，遍地垃圾。

在中东铁路建设以来的14年间，傅家甸的房屋从12座增加到3000座，绝大多数为外来劳工居住，低矮、肮脏和粗陋的住处满是蚊蝇和各种各样的寄生虫。更令人担忧的是傅家甸鸦片馆密布，街上每隔不远就有一家烟馆，前一个人吸完鸦片走了，后来的人拿起他用过的烟枪，毫无顾忌地放进嘴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傅家甸的鼠疫开始疯狂蔓延，最终酿成一场人间惨剧。

11月7日，鼠疫在傅家甸开始肆无忌惮的蔓延。原本热闹非凡的家庭，昨天老人还在含饴弄孙，第二天家里就躺满了死尸，男女老少无一幸免。

但是人们依然没有在意，还在走街串巷，还在洽谈生意，烟馆里也照样是拿着别人用过的烟枪插进自己的嘴里。

鼠疫患者开始倒在街头，死亡数字不断攀升，无奈的政府为了防止鼠疫的继续扩散只好找军警来帮忙。偌大的傅家甸动用了600名警察来维持秩序，以防止有人穿越封锁线而将鼠疫传播出去。但是严密的封锁并没有换来死亡率的下降，每天的死亡人数仍在继续上升。

12月，伍连德率领48名医务人员来到濒临灭绝的傅家甸。他们把镇内化为不同的区，建立起鼠疫医院和疑似者医院，并将外围的警察调到城内维持秩序，又从长春调来1160名士兵在外围把守。整个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个区有1名负责医生，2名助理医生，4名学生，以及其他后勤人员组成（消毒、担架、救护、通讯、运尸和埋葬等等），并配有26名警察。每个分区的居民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必须在手臂上带上袖标，袖标有红色、白色、黄色和蓝色。相应的袖标只能在相应的区域内活动，要到其他区域只有得到防疫委员会批准后才能通过。

30天后，防疫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死亡人数降为零。但是，这场鼠疫仍然给这个小镇带来了难以想象的重创。从发现第一例鼠疫患者，到死亡人数降为零的三个月里，这个人口还不到3万的小镇共有5000人丧生，其惨烈程度可见一斑。

东三省总督锡良匆忙成立了“鼠疫预防委员会”，“鼠疫预防委员会”由外国医生和当地官员组成。这个临时机构采取了一个对奉天城堪称有效的措施，他们认为，由于鼠疫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只要把新出现的鼠疫感染者拒之城外，再把曾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过的人们隔离起来，直到危险期过去，就可以达到完全扑灭鼠疫的目的。

然而，施行起来，却遇到很大的麻烦。首先，要想阻断携带鼠疫的人员南下，必须掐断铁路运输。但是，掐断铁路涉及俄国和日本的利益，必须得到这两个国家的同意，软弱的清政府没有这样的能力，只能在自己控制的铁路，如京奉铁路间施行。而在东三省，铁路仍然载着大批的患者南来北往。

除此之外，世俗的观念也在阻碍着这场全民的防疫运动。人们对防疫措施的必要和效果普遍持怀疑态度，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这是天灾。”许多人说：“大限到了的时候，所有人都得死，谁也逃不掉。既然那样，为什么还把人送到隔离营去?为什么把好好的衣服被褥都烧了?”

市民中存在着普遍的抵触情绪，有些人相信靠自己的力量也能阻止这场瘟疫。他们聘请了几名老中医作为医师，并租用了一座破庙作为自己的鼠疫医院，但是感染区和隔离区仅一墙之隔，任由人们来往。结果，两个星期之内，这所破庙医院的160名患者全部死去，另外还有那4名老中医。

最令人棘手的莫过于对死尸的处理。在鼠疫爆发的初期，政府雇用了大批力工在郊外挖坟以埋葬死者，但是随着鼠疫的扩散和天气的不断变冷，单独埋葬每位死者已经不太现实。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人们不得不用炸药爆破，炸出一个大坑以集体埋葬死者。然而，令外国医生瞠目结舌的是，这些死尸竟被人挖出来，只为得到死尸身上的衣服，任由死尸扔在荒野，让野狗抢吃，造成瘟疫进一步扩散。

没有办法，医生们只能把这些尸体烧掉。但这又在奉天城引起骚乱，人们无法接受自己的亲人暴死之后又被烧尸，许多人抱着亲人的尸体，摆出拼命的架势。被逼无奈，政府只好出动军队，拿着皇帝的圣旨，强行焚尸。

因为这些无知的行为，奉天的鼠疫防控在最初进展得不很顺利，使奉天在这一期间出现了很高的死亡率。

在这种局势下，“鼠疫预防委员会”认为，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奉天城很有可能成为无人区。所以，锡良调进军队，学习哈尔滨傅家甸经验，在城外设立了6座隔离营，又将奉天城划分为7个大区，和16个小区。每个区内设一个防疫组织，由2名医生、2名学生、12名警察和10名壮丁组成。防疫组织定期对区域内进行排查，如果发现有人受到传染，马上把鼠疫患者和所有接触者迁出，并焚烧衣服和床铺，对房屋进行消毒，在必要的情况下连房屋也烧掉。

每天，医务人员身穿全身包裹的防护服，挨家挨户进行消毒、排查。同时，防疫委员会利用各种传播工具，对市民进行宣传。这种宣传主要是讲一些案例，比如某地拒绝一名外地过客进村，而避免了全村传染；某村民患病从外地回来传染了全家，全家死亡之后，村民争抢遗物，结果，全村人全部死亡。宣传材料上以事实说话，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随着鼠疫防控措施的落实，奉天的疫情得到控制，每天报告的死亡人数开始逐渐下降。从最高时每天的66人，到57人，再到每天40人。到1911年2月底时，死亡人数已经降到了每天33人。到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奉天每天上报的死亡人数降到了平均2人。

纵观这场空前绝后的肺鼠疫，其影响范围除了东三省之外，还波及北京、天津、保定、济南和青岛。这是人类历史最大一次肺鼠疫爆发，其恐怖程度可以说是骇人听闻。

当鼠疫的阴云还未散去，清政府就着手在奉天召开一次国际鼠疫现场会，总结这次鼠疫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争取为以后再次发生这样的疫情而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了做好会议的接待工作，清政府更换了奉天城所有的路灯，并将会场——奉天施医院重新整修，安装上了电灯，还在医院的对面设立了一个实验室供参会代表使用。会议代表的房间都是精心安排的，会议代表可以随意发送邮件和电报，所有的会议代表将会受到清政府的至高礼遇。

1911年4月3日，国际鼠疫会议在奉天召开，总共有11个国家的34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从4月3日开始，到28日结束，一共持续了26天。这次大会总共举行了24次全体会议，对这次肺鼠疫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肺鼠疫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大会最后形成了给中国政府的临时报告，正式的报告于1911年10月正式出版。

1911年春季，肺鼠疫的疫情得到抑制，东三省人民终于战胜了势不可挡的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