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与毒瘾的战争

吴顺国时常为“爱心屋”的前途忧虑

贵阳市三江戒毒劳教农场距离市区约25公里。农场里丘陵起伏，桃树茂密，由一条柏油小路蜿蜒连接外面的世界。

这是一处特殊的世外桃源。一群曾经被毒品伤害的人聚集在一起，远离尘嚣，彼此取暖，说不上是为了逃避，还是为了挣扎。在桃林深处的平静表象下，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一场战争——爱心与毒瘾之间的较量。

这些人把这个临时家庭称为“爱心屋”，他们聚在一起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相互依扶，戒除毒瘾。

同伴教育，自愿戒毒，原本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戒毒模式，在中国，它仅仅是一次心存疑虑的尝试，被媒体称为“民间自发戒毒第一步”。

在云南思茅的“重生厂”，在云南昆明的“戴托普”，类似的第一步也已迈出。

对于戒毒者而言，生理脱毒是相对容易的，心瘾才是最难戒除的。在一个个民间戒毒的小群落里，有的人“走回去”（复吸）了，有的人还在坚持着，有的人确信自己已经“走出来”了。无论如何，中国式的民间戒毒已经上路，戒毒者们内心的战争将不再孤单。

吴顺国时常为“爱心屋”的前途忧虑

一名戒毒者把誓言刺到了背上

贵阳市三江戒毒劳教农场有一处红砖小院，里面是并排7间的平房，前面有一个破旧的篮球场。以前这里是一所民办小学，现在这里住的是14名“身份特殊的人”。

这个特殊家庭叫作爱心屋。屋主吴顺国和余红芳夫妇曾是吸毒者，在自己戒毒之后，为那些渴望戒毒的人开通了一条咨询热线，随后一批戒毒者慕名前来，如今在三江农场的一处山头上，他们结伴而住。

他们把这里称为一处“净土”，吴顺国将它定义为“家庭自约式义务戒毒帮扶点”。贵阳市禁毒委的华文斌科长认为它并非戒毒所，而是进行“吸毒者生理脱毒之后的一种心理纠正”。

国家高层已经在关注着爱心屋的成长。2004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委托公安部前来考察的官员，向爱心屋个人捐赠了1000元。

自2003年初建立至今，从爱心屋走出去的有30余人。据三江劳教所保卫科介绍，有6人目前坚持每月都参加尿检，没有发现复吸情况。比起强制戒毒的复吸率，这是一个令政府禁毒和劳教部门振奋的数字。

在一个被桃林簇拥的山头上，一群素不相识的戒毒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磁场”。没有紧锁的铁门，没有戒毒用药，只有彼此的鼓励、关怀和监督。

对于那些成功戒毒者而言，这简直难以置信。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竟然在与毒魔的默默较量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偶尔的欣慰和挥不去的忧虑

2004年12月13日晨，雾气氤氲，笼罩了院落。音箱里传出刀郎苍凉的歌声。8点整，橙黄色的木门陆续打开，有的人开始烧水洗脸，有的人伸完懒腰开始叠被子，有的拿起扫把打扫院子。雾气中，笑声不断。

平房的墙上有一块黑板，上面记着3组人的姓名，这3组人轮流值日，负责清洁卫生。

戒毒者生活在一个“凑”出来的家里：彩电是吴顺国的，电视信号接收器是一个药厂捐赠的，沙发是三江劳教所送上来的，电冰箱是大鹏搬来的，一辆东风牌小货车是一名戒毒者的父亲送来的，一上路车门就“咣当咣当”响。只有单人床是戒毒者自己买的，每张床80多元。

9点不到，大鹏、魏巍、老刚把车启动，装了3个大水桶出去打水。小货车第二次出发的时候，车上挤满了人，这一次是去附近小集镇的澡堂洗澡。

从爱心屋出来有一道铁门，这道铁门除了深夜上锁之外其他时间都是敞开的。没有人把它当作自由的障碍，或者戒毒的保证。每当有人提出要到贵阳市里逛一逛时，“家长”吴顺国总是想都不想就回答“行”。

洗完澡后，邢美兰去了“晓丽发廊”，她要把过肩长发弄直。理发师告诉她，这要花几个小时的工夫。“要不得，我们可等不了你了。”余红芳眉头紧皱，迟疑地望着邢美兰。

“没关系，我自己回去。”邢美兰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说。

余红芳想了一会，到隔壁的澡堂换了零钱，数出美发用的90元钱。邢美兰伸手接钱，余红芳却“啪”的一下把钱塞到了美发师手里，只给了邢美兰两块钱。“坐车只要1块钱，中午回来吃饭。”口气不容置疑。

一只脚跨出门后，余红芳又回头向美发师喊了一句：“不要借钱给她。”

戒毒者的日常开支均由余红芳掌管。自从被媒体关注之后，吴氏夫妇的压力更大了，他们不仅要像哄娃娃一样照看这些戒毒者，又要拿出成绩回报政府部门的关心和指导。

回到爱心屋后，余红芳又觉得自己刚才的担心有些多余：“不会有事的，想偷嘴（指偷偷吸毒）我们过来人看得出来。”

中午过后，邢美兰回来了，头发做得很漂亮。

这天的午饭时分多了两位“贵宾”：三江劳教所保卫科的工作人员。“保卫科帮了我们很多忙，我们早就想请他们吃一顿了。”吴顺国说。

几碟小菜，一锅酸菜鱼，每人一瓶41度的白酒。几个人围坐在暖炉（即饭桌）边，很有点警民一家的味道。酒瓶见底后，老刚和一名警员坐到一旁研究起围棋棋谱来了。“第一次觉得穿制服的说话这么亲切。”小金当着这名警员的面说，“以前端杯水到面前，你们连看都不看呢。”

“那是我们在偷偷观察。”其中一名警员嘿嘿笑道。

一起吃饭的还有3名保安，其中一名正是小金的表哥。酒喝到一半，他跑到院子里和吴顺国聊天，说话间大手一挥：“过几天我给你拉几个桌子过来。”

吴顺国拉住他的手臂：“你不了解我们，我们不需要物质，我们需要精神，比如小金，需要家里人精神上的支持。”他转身要旁人把小金喊出来和她表哥聊一聊。

“表哥”哈哈大笑：“吴哥你喝多了，喝多了。吴顺国把他强按到凳子上坐着。小金出来了，表哥脸上凝固着尴尬的笑容。几句话后，表哥抛下坐在凳子上流泪的小金，转身到饭桌上去了。

吴顺国低着头，使劲擦掉眼角的泪花。

不一会，表哥醉倒在沙发上。两个人把他搀扶出门时，他的头“咣”地撞到了门框上，却浑然不觉。

后来小金讲述了另一段往事：某次尿检的时候，是她表哥开车“押”他们去的，一路上彼此形同陌路，然而当尿检正常的结果出来后，表哥却第一时间偷偷跑来告诉她。

晚上约9点，顾兵把一天的开销单据拿给余红芳，余红芳把各项费用当天结清。目前的爱心屋除了屋主夫妇外，大鹏、魏巍和顾兵也是骨干，5个人共同负责爱心屋的日常工作。

半夜了，并排的6间卧室无人熄灯。邢美兰的音箱里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小金要她把音量调低一些，自己想睡觉了，邢美兰却故意把音量调高。两个人吵了起来。

吴顺国听到动静后跑过去呵斥：“你们想想是为了什么来这里的，都是姊妹，吵什么架！”

第二天一起洗澡的时候，两个人就互相道歉了。“爱心屋就是这样，有什么摩擦大家不会憋在心里。”吴顺国嘴角带着微笑。

爱的疏离与爱的救赎

吴顺国貌不惊人，34岁的他看起来像是已过不惑。他的头发从去年开始秃，剩下的部分根根竖立，黑白相间。

说话时，吴顺国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头，少了一截指头的中指在眼前晃动，显得十分滑稽，它代表着一段心痛往事。

吴顺国曾经有10年的吸毒史。他原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前妻知道他吸毒，几乎哭干了眼泪。当她最后一次问吴顺国是选择家还是海洛因时，吴顺国一急之下，冲到厨房拿起菜刀，“喀嚓”一下把右手中指剁掉了一截，“以后吸毒就不能用中指打饭了！”他信誓旦旦。

然而过了不到3个小时，吴顺国就对前妻说：“你看这指头挺痛的，找点（海洛因）来止止痛吧。”看着还在滴血的指头，前妻毫无表情地点点头。

过了一个星期，前妻收拾包裹离开了吴顺国。那一年吴顺国只有23岁。

后来他把老父亲骗到乡下，变卖祖屋，惹得兄弟姐妹大怒。这些他都顾不上了，在他充满血丝的眼睛里，海洛因胜于生命，爱情、亲情变成了骗取毒资的工具。

吴顺国尝试通过美沙酮、昏迷戒毒法等进行戒毒，也数次被抓进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然而在戒毒所里，他惟一的想法就是赶紧出去再吸一口。

把吴顺国从混沌世界中拉出来的是余红芳。1999年吴顺国从戒毒劳教所里逃出来后，整天躲在一个澡堂里，余红芳是澡堂的售票员，也有过吸毒经历，当时她已经戒掉毒瘾4年了。

几次相遇，余红芳就看出这个瘦黑男人是一个吸毒者。而令吴顺国最为感动的是，余红芳并没有歧视和疏远他。有一次，他过完瘾后迷迷糊糊躺在床上，余红芳轻手轻脚走过来，帮他盖上毯子。“我心里一个激灵，多少年没有这种感觉了。她让我找回了一份亲情。”

几个月后，他们走到了一起。妻子的定力让吴顺国震惊，看着他在眼前吸毒，余红芳却可以不为所动。

吴顺国找到了生活的坐标，为了余红芳，他要戒毒。

戒毒时，他又哭又闹，想抱起电视机砸烂，却没有力气。余红芳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抹眼泪。等吴顺国折腾累了，她煮了一碗红枣糯米粥，端到他的面前。

很多吸毒者的体验是，生理上的毒瘾忍一忍就过去了，心瘾才是导致复吸的致命诱惑。但余红芳终于看到了希望：当一对贩毒夫妇跑到他家，吴顺国拿着菜刀把他们赶了出去。

三十而立，吴顺国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离开了贩卖假货的生意，养了9头猪，开了一个小酒店。后来他主动到劳教所补满了劳教期，他想堂堂正正做人。

在劳教所里，看着仍在整天谈论毒品的“戒毒者”，吴顺国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要帮助这群迷途的羔羊。

从劳教所出来后，他和余红芳商量，准备开通一条戒毒咨询热线。贵阳市禁毒委知道后，也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

咨询热线开通了，一些戒毒者的父母仿佛发现了又一根救命稻草，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吴家。这些戒毒者在附近租房住了下来，平日如同一家人般生活，渐渐地，这里成了戒毒者们的“爱心屋”。

对于“爱心屋”，警方最初并不认可，有人认为一群吸毒者聚到一块无疑是“聚众吸毒”，扰乱社会治安。

更棘手的问题是戒毒者的偷嘴。吴顺国曾躲在柜子里几个小时，听到小金等几个人购毒回来后偷偷在屋里商量去哪里吸食，吴顺国“噌”地从柜子里冲出来：“谁也不许动！”几个人都吓傻了。吴顺国抢过小金手里的海洛因，一个巴掌狠狠扫在小金的左脸上。小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出来了，她说不是因为受委屈，而是感到一股被关心的暖流，还混杂着自己的愧疚。

酒精的麻醉和爱情的烦恼

酒精和爱情是爱心屋两个敏感的话题，却也是无法回避的字眼。

2004年12月14日的晚饭有些沉闷。戴学宇坐在暖炉边端着饭碗一言不发，脸色苦闷。他把玩着一个一次性塑料杯，杯中装满白酒。他一仰头，这杯白酒像白开水一样倒入喉咙中，发出几声“咕咚”。

一连数杯。酒精麻痹了大脑中控制情绪的神经系统，这个160多斤重的男人像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然而他的话语却是非常清晰：“妈妈是我害死的。医生说妈妈只能活9个月了，我就想等妈妈死了，我打一针跟着妈妈去。”

戴学宇的妈妈患了直肠癌，为了给儿子戒毒，妈妈耽误了治疗的时间。现在她的整个直肠都切除了，肛门改到了右腹位置。

戴学宇的失态让别人很吃惊。“这么久了，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哭过。”魏巍说。戴学宇平日嬉皮笑脸，左臂刺着一只米老鼠。由于经常犯错，他总是被罚去洗碗，故人称“洗碗机”。

酒精成为很多人放纵与倾诉的工具。在篮球场的旁边，摆放着一大堆啤酒瓶和白酒瓶，数量惊人，这意味着许多个疯狂的晚饭，或者宵夜，以及被酒精点燃的灵魂。用爱心屋的话来说，他们从一个“洞（指毒品）”爬出来后，又掉到了“酒洞”里面。

酒精问题让家长吴顺国很挠头，他担心的是酗酒之后发生不可控的事情。魏巍曾经喝醉后把门锁砸坏，吴顺国过去劝阻他时两个人却打了起来。

吴顺国正在考虑是否争取弄一批娱乐工具，作为酒精的替代品；或者向三江劳教所再申请一批土地，让每个人都能种地、养殖。“这跟劳动教育不一样。我想让他们种点白菜什么的，到时候送回家去，这也是一种成果，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宵夜的时候，众人又喝了几瓶酒，房间里充斥着酒气和烟味。刀郎的歌声在夜幕下飘荡：“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地说话，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狂乱地表达……”

夜色阑珊。魏巍和小宝在卧室里聊天，魏巍笑得眼睛弯成两条线，小宝则神色凝重。忽然小宝一指门边的那张床，喊道：“我就是喜欢她！”

从床上一团被窝里钻出一个脑袋——小金醉眼朦胧，略带一丝羞涩的笑容。她钻出来准备出门，小宝赶紧问道：“去哪里？”小金回眸一笑：“上厕所。”

小宝来自辽宁，原先是一名出租车老板，吸毒上瘾后7辆出租车一辆一辆从他手上卖掉。人长得帅气。朝夕相处中小宝似乎动了真情，但是小金心底却是波澜不惊。30多岁的女人看待爱情少了一份浪漫，多了一些实际。她不相信围在爱心屋里面的爱情。“在这里有感情是因为大家接触比较多，出去之后很难估计到会发生什么。”

就在小宝表白的时候，在另一间房间里，吴顺国正坐在暖炉旁边发呆，念经般地说着“咋办”、“咋办”，满脑子是爱心屋的三个问题：喝酒、男女关系和爱心屋的名誉。他不允许爱心屋的成员发生感情，担心由此带来的连锁问题，比如偷嘴、复吸等等。然而他已经发现的，远远不止小宝的单相恋。

吴顺国十分看重爱心屋的名誉：“爱心屋是为了帮人，不是为了赚钱”。去年《新闻调查》播出爱心屋的节目后，大鹏结交了几名异地的女孩，其中一个河南女孩寄了1000元，希望他能到河南相见。大鹏没有去，不过“钱”的出现触动了吴顺国敏感的神经，他要大鹏把钱寄回去。“不允许任何人利用爱心屋的名义赚钱。”

在吴顺国的眼里，目前亟须把几个问题制度化。第二天9点钟，吴顺国召开家庭大会，粗略地说了3条规定：一是不能喝酒，二是不能发生男女关系，三是不允许散布或者从事有损爱心屋信誉的事情。

吴顺国希望大伙一块讨论，发表意见。不过大伙都很腼腆，全部低着头。发言的人磕磕碰碰讲了一半，就嘻嘻哈哈笑了起来。大会的结果只是集体通过了修改值日表的决议。

吴顺国感叹目前的骨干在喝酒、男女关系等问题上与他有分歧，而骨干们也埋怨吴顺国有时候容易“感情冲动”。

爱心家庭和制度化，似乎变成了悖论。

走出去的和挤进来的

小南佝偻着腰板，像一尾虾似的坐在椅子上晒太阳，肩膀几乎碰到了膝盖。

他是前几天来到爱心屋的。在上山之前，吴顺国并没有答应留下他——禁毒委希望爱心屋保持目前的规模，不宜扩大人数。吴顺国也觉得按照目前的资金和人手，已经没有能力再接纳戒毒者了。

最终，吴顺国无法拒绝这名从湖南赶过来的戒毒者。他妹妹直言，如果再让哥哥吸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吴顺国带着他们去到三江劳教所保卫科，经过一番斡旋，小南留下来了。

这天下午，小南的妹妹签了《“爱心屋”帮扶协议书》。按照目前的规定，戒毒者只要签订协议、交一份身份证复印件和每月500元生活费就可以留下来。对于戒毒者比较敏感的身体检查报告，还没有纳入程序。

小南像一具行尸走肉般地坐在椅子上，瞅着院子里嬉戏的小狗。他觉得身体有些“反常”，只是穿着一件普通的秋衣和西装，竟然还感到热。他问坐在一旁的人：“我是不是很瘦？”说完便大口大口地喘气。

周围的人爆发出一阵善意的大笑。事实上，小南的脸已经只剩下皮包骨了。

小雪看着初到爱心屋的小南，心里油然而生一股同病相怜的感觉：“我知道他现在的感受，很脆弱，吸毒者在生理上的痛苦都是一样的。”

小雪是在去年1月份“走出来”的。1月23日，小雪背上一个鼓鼓的背包离开了爱心屋。她是最早一批来到爱心屋的，在这里呆了半年时间。临走时余红芳千嘱咐万嘱咐，她告诉余姐：“以后我还会来这里，但是来玩的，不是戒毒的。”

在前往市区的班车上，小雪想着以后要怎么走：第一步就是不再去找海洛因，要在家里呆得住；第二步要听从家里人，他们说要找工作便找工作，要是还不放心就在家里呆着。

回到家里，父母仔细地端详了她一番：似曾相识又很陌生。在吸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一个多月没有回家，敲开家门后父亲愣了一下，说“没有认出我”。“当时我很消瘦，苍老。”这次小雪的父母找回了以前的女儿。

在离开爱心屋之后，她每个月都参加这里组织的不定期尿检，尿检结果没有异常。每隔一段时间她还自己跑上来住一两天，这里俨然成为她的第二个家。

在回家的一年时间里，小雪没有去工作，也没有结交男朋友。家里人对她惟一的要求，就是呆在家里面，不要出去。“现在出去玩久一点，他们就要多唠叨几句，我只是说我没有（复吸）。”

她没有再去找以前的“朋友”。偶尔她还会带有惯性地想起他们，琢磨他们在干什么。“想起他们的时候就是考验了，这时候我会找一些喜欢的朋友聊天，喝一点酒，分散注意力。”

现在的朋友并不知道她的吸毒史，“哪一天如果有个朋友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会告诉他。不管他接不接受，我还是照常过。”她迟疑了一会，说，“我还是不希望别人知道这段历史。”

小雪现在每天的期盼就是看电视剧：“挺有意思的，看完一部，嘿，觉得又混过去了几天。”她现在给自己定了下一个目标，就是把烟戒掉。

（本文涉及戒毒人员均为化名）（编辑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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