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智是不是電視文化的宿命

據說是話題性和關注度越來越不盡如人意。其實，電視上不是沒有話題可說，而是失去了討論真問題的空間。《實話實說》剛出台時，楊東平、鄭也夫等學者參與策劃，把一些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拿到節目里討論。中國社會已經走向多元，人們對現實的社會問題也會產生多種多樣的看法。讓不同的觀點各自表達，形成踫撞，思考的樂趣就在其間。一時間，《實話實說》收視率飆升，主持人崔永元也因此火了一把。後來，那些能夠引發激烈爭議的選題受到限制，節目變成一碗溫吞水，爭辯沒有了，思考的樂趣也沒有了，收視率當然談不上了。所以，《實話實說》不是壽終正寢，只是抑郁而終。

當然，電視節目品質的下滑，不能歸咎于電視節目的編導，關鍵在背後還有更強大的支配性力量。自由是智慧的土壤。沒有自由，一切文化都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電視文化自不例外。如果支配性權力視智慧為敵手，電視文化必然走向弱智。

早就有人把所有的電視文化一概歸結為弱智文化。原來我並不贊成這種說法。因為，電視本來只是一種誕生于20世紀的信息傳播方式。早于電視的傳播方式——— 報紙，引進中國大體上是清末的事，史家公認辦報的意義是開啟民智，而不是把國民導向弱智。晚于電視引進中國的傳播方式是網絡，網絡在上世紀末進入中國人的生活。人們多認為國際互聯網有益于公民社會的發育，雖然網癮問題困擾了一部分青少年，但還沒有人指責網絡使人弱智。唯有電視，背上了弱智文化的惡名。問題並不是出現在電視技術本身，而是出在權力對電視功能的定位。

央視還有個欄目叫《百家講壇》，鳳凰衛視也有個欄目叫《世紀大講堂》，兩檔節目都是請學者上電視上講學問。《百家講壇》曾經一度很火。《世紀大講堂》沒有大紅大紫過，但一直保持著相對清醒的定位，所選的話題，不少都是關系國計民生、國家前途的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所請的學者，也以有獨立思考精神者居多，節目還安排網友、听眾當場提問，質疑。它展示了電視的一種可能性︰學者可以把電視當作思考的平台、表達的通道，來關懷社會，影響現實。就是講歷史，也可以選擇那些與當代生活有聯系的話題，努力挖掘歷史對現實的啟示。而《百家講壇》的選題雖有一定的學術性，但給人的感覺不是講學，而是說書。說書是一種曲藝形式，宗旨是娛樂觀眾，不要求討論問題，而講學不能沒有問題意識，不提出問題，討論問題，就不叫講學了。“百家”講壇本來出自先秦時代的“百家爭鳴”，含有“自由表達”的意思。《百家講壇》的選題多為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但缺少自由探討的精神，要麼是刻意與現實保持距離，以歷史話題為主，有意追求娛樂性、趣味性，回避歷史與現實的關聯。要麼是曲意迎合，與學者追求真理的精神相違。即使是平素有思想、有見解的學者，到了這個講壇上也只好自廢武功，無以發揮。

權力對電視的功能有明確的定位，第一是宣傳，第二是娛樂。宣傳就是讓觀眾接受政府發布的主張。娛樂就是讓觀眾獲得感官的陶醉。那些安排在黃金時間的欄目，不是服務于第一個宗旨，就是服務于第二個宗旨。有的節目同時服務于兩個宗旨，比如每年收視率最高的春節晚會。在貫徹兩個宗旨的背後，電視台、節目制作商和廣告商實現了第三個宗旨——— 分享巨大的經濟收益。這場游戲表面看似三方共贏，其實公眾不是贏家而是輸家。在不知不覺中，就成被催眠的對象。

哲人笛卡爾有言︰我思，故我在。形成思考的風氣，一個民族的智慧才能得到發育。電視本來有可能讓觀眾享受思考的樂趣。但在我們的電視節目中，享受這種樂趣卻成了奢望。(作者系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