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毒症男子透析感染丙肝 凑齐20万仍无法换肾

他回忆，刚做透析时，自己并没有做打长期战的准备。虽然每次透析，比牙签还粗的针头进入手腕时，总会让他疼得“一哆嗦”，他却没有像其他病友一样，在手腕内侧做用来减轻疼痛的“动静脉漏”。他盘算，做了“动静脉漏”会使胳膊的力气不如从前，如果半年内能换肾并康复，就没这个必要了。

每次透析时，第一针扎进腕部内侧的动脉上，用于引血，第二针则扎进肘窝处，作为进血口。两针头间由透析管路与透析机相连。

生病后，辞掉工作的冯雪源过着家与医院之间两点一线的生活。“就当休了个长假”，他想。那时的冯雪源相信，只要等到肾源，他就能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冯雪源记得，透析半年多后的一天，时任透析室主任于大海告诉他，需要被分离到隔壁一间透析室，因为他得了丙肝。

比冯雪源更后知后觉的，还有现年54岁的于德胜、52岁的王淑贤和65岁的乔翠芹。“开始还以为是特殊照顾，和病友聊天才知道这一屋人都得了丙肝。”于德胜等3人回忆说，起初，医生并没告知他们被分离出来的原因。

“一年多时间里，东丰县医院30多名透析患者中，有22人感染丙肝，其中1人为误诊。”于德胜回忆，此后再没听说有谁感染过丙肝。多名患者告诉本报记者，到今天，21名明确患有丙肝的尿毒症患者已有9人先后离世。

被分离到单独的透析室后，反应过来的丙肝患者质问院方，得到的答复是，“你本身就携带丙肝病毒”，或是“长时间透析容易感染”。

当时，很多人相信于大海说的“二三十年不会发病”的话，买了些保肝药品，就没再做其他治疗。有些人则觉得，得了尿毒症已经没几年活头了，要是能活个二三十年，也算赚了。更有人说，按照甲、乙、丙的排序，丙肝在最后，应该是“最不要紧的病”。

她不想因为丙肝拖累丈夫，对方也没有再继续生活的想法，在感染丙肝后不久，于洪华和丈夫离了婚

一年多时间里，在同一医院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中，如此密集地相继感染丙肝，这让冯雪源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医护人员操作不当，把大家都传上了”。

2005年就患有尿毒症的于洪华，曾在吉林省梅河口市的一家医院透析过两年。她记得，那家医院在给患者透析前，要对透析机进行半小时到40分钟的消毒。但在东丰县医院，“前面透析的人一下床，患者就换上自己的床单、铺上自己的被子，进行透析，没见过医护人员对透析机进行消毒”。

刚得知被感染时，于洪华每天都要去透析室找于大海“讨说法”。“透析科医生给了我提高免疫力的10支注射用胸腺五肽。”于洪华说，这是她抗争的唯一结果。

未患丙肝前，虽然已被尿毒症折磨多年，于洪华并没觉得日子太难过。她在县城一家超市做售货员，每月有600多元的工资。早上，她从县郊的家里骑电动车去医院做透析，结束后去超市上班，下班后还能去学校接女儿。

丈夫则种了两晌玉米地，农闲时去县城打零工。家中虽有尿毒症患者，夫妻俩依然精心经营着三口之家。

当记者提出要给于洪华母女合张影时，12岁的小姑娘蹭地爬上炕，双手从后背搂住母亲的脖子，微笑着望向镜头。“我不怕被传染，我想把肾捐给妈妈，这样就能一直在一起了。”小姑娘笑呵呵地说。

“当事人血液透析治疗时间较长，加之当时医疗设备及条件所限，感染丙肝可能与院方有一定联系”

即便四处“遭人嫌弃”，但大多数丙肝感染者回忆，因为“医盲”，几年来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病的严重性。直到去年，看到其中一名病友临死前腹部肿大，他们才“真正害怕起来”。

在东丰县医院，69岁的李春贵是患尿毒症并染上丙肝的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的肚子鼓得和排球一样，按上去像是装了水的气球，可吓人了。”透析时碰到李春贵的冯雪源吓坏了。

2013年9月，10多名感染丙肝的尿毒症患者开始联合起来，找到东丰县医院负责人。他们提出，医院对他们感染丙肝负有责任，既然县医院没有专科门诊，医院就应带他们去省级医院进行检查，确定病情。

“医院没同意直接带我们去长春，而是采集每人的血液送到长春化验。但当我们索要化验结果时，院方不给，只是说我们都不严重。”多名患者告诉记者。

对此说法，东丰县医院院长江礼庭回应：“能那么干吗？那不是伤天害理嘛。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于洪华回忆，2013年10月，东丰县医院又给感染者们做了彩超，结果显示“除个别人有脂肪肝，其他人的肝、胆、脾和胰腺普遍正常”。很多人为此感到庆幸，但也有人怀疑县医院的结论，仍坚持要去长春的医院检查。

“想去可以，但医院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先签一份协议。”于洪华等人说。

2013年12月17日，13名患者分别与东丰县医院法定代表人江礼庭签署了名为《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协议。

在13份协议书中，共同的内容是：“当事人血液透析治疗时间较长，加之当时医疗设备及条件所限，感染丙肝可能与院方有一定联系。”“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由院方一次性赔偿患方后续治疗费人民币陆万元整；由院方免费为当事人每季度做一次肝功及病毒定量检测；患方获赔后，自愿放弃以此次治疗行为的其他权利主张。”

对于协议中“感染丙肝可能与院方有一定联系”的说法，江礼庭向本报记者解释说：“他们当时是不是在我们医院感染的丙肝还都不好说，可能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举例说：“一个病人如果本身是丙肝携带者，由于当时设备有限，检测不出来，能说是在我们医院传染的吗？”

江礼庭不否认的是，“五六年前，县医院的做法是，谁来了就给谁直接做透析，没有条件做化验。直到3年前，才能做到在为患者做透析前，检查其是否有传染类疾病”。

对于部分患者提出“透析机器曾不消毒，就让第二个人使用，而感染丙肝”的说法，江礼庭听后沉默片刻，低声说：“不应该是这样的。”

“一开始，大家都不愿签这份协议。”于洪华等人说，但又一想，患病多年，家中早已家徒四壁，“6万元虽然不多，也是救命钱”。

就在签署协议的5天后，13名患者由东丰县医院出车、医护人员陪同，去往位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进行了消化系统彩超和丙肝病毒测定等检查。

这次却得到了与两个月前东丰县医院大相径庭的检查结果。于洪华等多人的彩超结果显示“肝实质性转变”或是“肝硬化”，而梁雪莲等多人的丙肝病毒检测数据显示，病毒大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