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被遗忘的女性炮弹休克症患者

1917年末，一个叫做伊丽莎白·亨特利的英国女人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案件进行审理的时候，她的朋友和家人为她作证，说她在空袭之前一直很乐观善良。她的姐姐告诉法官,伦敦遭到空袭以后，伊丽莎白开始发抖、出现幻觉并变得沮丧起来。这是因为孩子们在空袭中尖叫，让伊丽莎白变得很焦虑，所以伊丽莎白的医生想让她离开伦敦不要待在孩子身边，但这已经太晚了。在一场空袭中，伊丽莎白紧张不安、精神崩溃，最终杀死了她的孩子。人们把伊丽莎白的这种情况称做“空袭休克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精神分析学相对来说还是个新领域，但它充满着无限可能，然而，不幸的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患上了新的心理疾病。战争不仅对人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对人的心理伤害更严重。那些从战场归来的士兵，他们身上每天都会出现新的症状，包括“癔病性瘫痪”、耳聋不语、关节疼痛、面部痉挛、“恐惧害怕、厌恶疲惫”“精神错乱”、“口吃结巴”、“自杀倾向”等等。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其中很多是”创伤后应急障碍“的症状，但在那个时候，医生们还在努力弄清为什么英国人会这样，而且这种情况发展的如此迅速普遍。”炮弹休克症“的提出为士兵们的病症提供了很好的治疗方法。然而，历史学家们却并未发现，有类似症状的女性也得到了相应的诊断与治疗。

心理学家查尔斯·S·迈尔斯博士对士兵们身上出现的这种精神痛苦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都有着炮弹在身边爆炸的经历。他在1915年2月给《柳叶刀》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炮弹休克症”这一说法。然而，迈尔斯很快意识到，许多有着相似症状的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炮弹在身边爆炸，也没有连续几个月生活于战火之中，甚至从未经历过战争。迈尔斯承认，“炮弹休克症”的说法并不恰当，英国医学界也很快用“战争神经症”这一词代替了“炮弹休克症”。但是公众已经记住了这个很好记的押头韵的词汇，因此，“炮弹休克症”之后就一直保留在人们的讨论中。

尽管“炮弹休克症”的使用并不恰当，但历史学家认为，这个词方便医生区分士兵们所患的精神创伤和偏女性化的癔病。几个世纪以来，癔病一直用于描述女性身上的特有现象，可以解释昏厥、性欲等所有情况。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认为她们十分容易得病，所以随身带着气味刺鼻的盐，她们觉得辛辣的气味可以帮助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虽然人们已经接受用癔病来解释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精神状态，但这个词还不足以描述男性士兵的心理健康状况，而且过于女性化了。医学都区别对待男性的经历与女性的经历，更何况士兵的经历，尤其充满艰难与痛苦。

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那个时期的女人也被诊断患了“炮弹休克症”—人们认为女性的思想不同于男性的思想，他们的遭遇也是不同的。但是正像历史学家苏珊格雷所指出的，亨特利杀婴案和她的“空袭休克症”向人们提出了很多难题。“空袭休克症”和“炮弹休克症”一样吗？那些在战场上的人们也经历了相似的战争，并且由于恐惧而精神抑郁，那么苏珊的情况和他们的情况一样吗？……在那些情况下——我们很难知道伊丽莎白.亨特利的情况是否与众不同……这个界线是很模糊的，它表明那些真正经历战火的人更容易患“炮弹休克症”。如果一个住在伦敦家中的女人，和那些处于法国和其他所有地方的战争前线的人一样，都遭遇着精神上的痛苦，那么不仅只有男人经历了“战火”，女人也有着和男人一样的精神状态，女人的遭遇也至关重要。

接受现实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心理学家和医生们发明了另一个术语“平民战争神经症”。这个术语的关键，在于它对“平民”的强调，它突出了战争大后方和战争前线的对立。医疗当局承认，那些没有直接参与战争的人---比如亨特利---他们也容易遭受战争的打击，但是他们不认为士兵和平民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完全一样。

法官认为亨特利精神不正常，不能为自己辩护，所以就把她关在位于伦敦北部的霍洛威监狱，这个监狱专门用来关押成年女性，至今还在正常运作。尔后，关于她的事件便没有其他什么报道了。但是，尽管亨特利的判决可能对普通女性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一些方案，但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刚好既是患有炮弹休克的士兵，又是患有癔病的“普通”女人。许多处于战争前线的女性也遭受着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但大多为人们所忽视，她们也没有得到治疗---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人们不理解女性的战争经历，今天也依然无法理解。

在法国和比利时，很多女性和男性士兵一起并肩作战，她们有的是护士，有的是救护车司机。这些女性经历了骇人的暴力和巨大的身体痛楚。她们在日记和寄回家的信件中描述了战场上的很多情况：敌军的武力袭击---这些敌军用救护车来测量他们到对方战壕的距离；在漫漫长夜跋涉于无人地带；坠毁的炮弹炸断她们的腿以至于截肢；甚至还受到“次生气体”的危害，她们在帮助处理遇难者遗体的时候，那些遗体身上散发出的刺鼻的气味能灼伤她们的眼睛。

她们还写到了精神上的焦虑与痛苦，这些症状和人们那时所理解的“炮弹休克症”的症状很像---但是她们大多没有接受诊断和治疗。如果一个女救护车司机或者护士无法承受战争的巨大压力，她就会被遣送回家。与男性士兵不同的是，女性无法承受战争带来的伤害和损伤，但这些没有并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下了很大功夫来治疗患有“炮弹休克症”的男性---在英国军队中，87%诊断为此病的士兵在一个月内就又回到了战场---因为军队需要随时可出战的男性。而工作在战争前线的女性并没有迅速减少。

然而，那些工作在战争前线的女性，她们的日记和书信中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揭露了女性对精神压力的恐惧和反应。有一位女性写到，由于工作压力，她的一个朋友暂时失聪了，另一个朋友的视力出现了问题。还有一些小说、诗和回忆录，也以战争前线的女性所遭受到的精神创伤为主题。海伦.泽娜.史密斯在她的作品《没有那么安静》中写到，一个女救护车司机目睹她的朋友死在前线以后，她就从法国战场回到家享受病假，但没有接受任何药物治疗。玛丽.鲍登在她的作品《禁区》中回忆了她在法国前线当护士的经历。她写到自己变得神志昏迷，感觉整个人碎成了一片一片。官员们觉得她太累了，就把她送回了家。

即使有这些文件，也只有一小部分历史学家注意到了战争期间女性的精神健康问题，当然，亨特利的案件是个例外，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相反地，人们更多地关注男性的经历。杰温特认为，历史学家把“炮弹休克症”从一个医学诊断名词变成了一个比喻，用它来描述人们在战争中的一些特殊情况：士兵们不愿作战，男人们不愿做男人该做的事。1985年，伊莱恩.肖沃尔特发表了以癔病为主题的重要作品《女性的疾病》，但这本书中关于一战的章节也全部针对男性。

一个女救护车司机在给她妈妈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她的一个叫做汤米的朋友，汤米说话结结巴巴，十分可怜。汤米遭受着“炮弹休克症”的一个典型症状的折磨---她不是男性士兵，而是一个女救护车司机。在附近的战场上，有很多男性也叫汤米，女汤米还有着和男汤米一样的症状，但是在冲突的历史中，因为性别原因，不管在战争中还是在战争后，女汤米都没有得到和那些男性一样的待遇和治疗。如果只有“炮弹休克症“---这个词只用于男性---和”平民战争神经症“这两个术语来描述人们在战争中遭受到的精神创伤，那么我们就无法从心理层面去理解那些工作在战争前线的女性的精神状态。正因为我们忽视了她们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伤，才会在今天也无法理解她们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