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晚期打工老汉静等完成捐献遗体心愿

汗珠密密地布满额头，身患肝癌晚期的贺生昌使尽浑身力气却只发出微弱的声音：孩子，再给我一片止疼药。正在忙碌的儿媳停下手中的活，忍了又忍，眼泪流了下来：爸，我不能给你。你几个小时前才吃了一片，医生说12小时才能吃一片，多吃对身体伤害大，你别怪我。

贺生昌没有再为难儿媳，而是举起拳头砸向肿胀得老高的腹部，一下、两下十多分钟后，疼痛感稍微减轻了些。

贺生昌今年（2012您）60岁。一家人2011年10月才从出租屋搬进了新房。这套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新城小区的60多平方米的房子，是老贺2009年购买的。总价13万元，他向熟人借了6万多元，至今无力归还。

不管咋样，有了房子算是我们一家在新疆扎下根了。即便离开，我也可以安心捐遗体，兑现跟红十字会的约定了。2012年11月27日，贺生昌躺在家里的床上，操着浓重的甘肃口音说。

1993年，贺生昌带着妻子王调兰和儿子贺少华，从甘肃农村老家来到乌市打工。老贺主要给各单位看大门，王调兰则先后在多个单位食堂做饭。当时，他们的儿子才5岁。

不管咋样，那时一家人身体健康，日子苦点也没觉得啥。在老贺看来，一家人真正的苦日子是从2000年开始的。那年的国庆节，他被检查出了肝癌。

医生直接说是晚期。那时候老贺一家人还居无定所，儿子还在上小学，在城里扎根的梦想还遥遥无期。极度缺钱的老贺决定放弃治疗，该干啥还干啥，我们这样的人病不起，只能硬扛。

看门、扫院子、吃饭日子一切如常。不一样的是，疼痛常常搞突然袭击，我就忍着。有时候肚子肿，腿脚也肿，我就休息一阵不干重活。直到2005年，连拿扫帚都吃力的老贺只得彻底回出租屋休息了。

当时，儿子初中毕业已经开始打工。为了维持家用，王调兰开始同时打三份工。

今年10月儿媳娶进门前，王调兰每天都要在家和单位两头跑，但白天大多数时间只有老贺一个人在家。疼的时候我就吃药，使劲捶肚子。

在老贺床头的墙上，贴了多张照片，全是夫妻俩的婚纱照。疼的时候看看这些照片，心里就会舒服些。

这些照片是今年8月老贺还能走动时，在他的要求下特意拍的。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无药可治，跟妻子结婚20多年从没照过像样的合影，她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想给她留下点什么。老贺说，拍完这组照片一个星期后，他就彻底下不来床了。

一份《遗体捐献申请登记表》始终放在老贺的床头柜里，这是今年5月8日他跟乌市红十字会签订的，一有空他就会拿出来看一会。在登记表上，王调兰和儿子都签了同意字样。

老贺说，3年前他就有了捐献遗体的想法了。当时他通过媒体报道，经常看到有人捐献遗体，甚至还有孩子，这很触动我。老贺说，与其烧成灰，不如把遗体捐掉，为肝癌治疗研究做点贡献。

他的想法遭到了妻子和儿子的反对，人去世了总要有座坟让亲人祭奠呀，捐了就什么都没了。王调兰说，但她的顾虑很快被丈夫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逐渐打消了，看他这么想实现这个愿望，我就不再阻止了。

对于捐献遗体，更大的阻力来自儿子。一提起我捐遗体，儿子就哭。我知道他舍不得，心疼呢。老贺说，在夫妻俩持之以恒的劝说下，今年5月儿子才勉强同意了。

去红十字会拿登记表和资料是我们一起去的，来回路上，我一提爸爸捐遗体的事，他就发火。老贺的儿媳耿珊说，她能体谅丈夫心里的不舍和顾虑。直到现在，她都不敢轻易将签过同意字样的登记表当着丈夫的面拿出来。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等着去世后实现遗体捐献。老贺说，他已经委托所在社区，在他去世后，与家人一同执行他的愿望。说话时，老贺再次露出微笑，表情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