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正在接受一项门诊手术，需要你摆出一个非常尴尬和非常暴露的姿势，侧卧着（众所周知的侧卧位）。站在你身后的医师助理（PA）为你准备手术，闲聊着体育、天气和他的孙子。你从未见过面的外科医生走进房间，对助理喃喃自语，笑了笑，然后开始进行手术。助理继续与你聊天，但医生一言不发，从未打招呼，也从未介绍自己，也从未问过你对手术的耐受情况（助理会问）。手术很快完成，没有意外。结束时，一个无名无面的声音——医生的声音——迅速给出了一些术后指导（“如果你发烧或出血过多，请打电话给我”等）。然后医生离开了房间，将清理工作交给了健谈的助理。

然而，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中，有很多事情应该让我对自己感到像一块大肉一样。

最近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的一家著名医院，我亲身经历了这种情况。作为一名医生，我为我的手术做了功课，所以我大致知道从技术角度来说可以期待什么。我也研究过这位外科医生，他的医学资历非常好。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准备好，在手术台上冷冰冰地躺着，赤裸裸地躺着，而我无面医生默默地站在我身后，戳弄和探查我某些私密的身体部位。

然而，在当前的医疗实践氛围中，有很多事情应该让我感到像一块大肉一样。Stephen Trzeciak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和同事们最近在《医学假设》杂志上描述了笼罩在美国医疗事业中的“同情危机”。他们引用了研究结果，显示不到1%的医生与患者的交流表达了同情或同理心[1]。（大致而言，同理心是指理解患者的感受和关切的能力。同情是指同理心的回应，并伴随着采取建设性行动的意图。）Trzeciak引用了对14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64%的参与者在医疗环境中经历过不友善的行为，包括护理人员未能在个人层面上建立联系（38%）、工作人员的粗鲁行为（36%）和听力差（35%）。

公平地说，近年来，医学职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个例子是，尽管电子健康记录具有诸多优势，但新技术往往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建了一道物理和情感的障碍。（我的家庭医生在五十多岁时就退休了，主要是因为他受不了医院要求使用的电子健康记录软件。）

据一项涉及29个医学专业的超过15,000名医生的调查显示，现在相信在美国从业医生中，高达42%的人患有所谓的“倦怠综合征”[2]。实际上，在如今高压的医疗环境中保持对患者的同情心是很困难的。正如Antonio Fernando医学博士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一个人手不足、开放时间之后的诊所里度过一个毒性的、毫无生气的周末夜班，使得对那些滥用药物、酒精并寻求麻醉剂的患者保持同情心变得困难。”[3] Fernando指出，仅有同理心可能没有太多帮助，因为医生可能会感受到患者的痛苦和困扰，但无法处理和排解这些情绪。

因此，有很多原因使我不愿对我的无声、无形的医生下手，他的工作效率和能力值得赞赏。同时，我怀念加拿大伟大的医生William Osler的话：

“医学起源于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同情心；起源于帮助那些忧伤、需要和疾病的人的愿望。我们不能将我们的同类处理得像谷物和煤炭一样；‘我们生存的人心’必须控制我们的专业关系。”[4]

不，同情心在如今的医疗环境中并不容易得到。[5]我知道，在侧卧位颤抖和暴露的时候，我可能需要一点同情心。而我与无形医生的邂逅让我对这个国家的医疗未来产生了疑虑。我们是否失去了自希波克拉底时代以来将医生与患者联系在一起的“原始同情心”和“人心”？或者，这些我们职业身份中无价的元素只是潜藏着，等待在一个更加人道的医疗环境中浮出水面？是的，我也想知道有多少次我可能对我的患者“无形”——不是身体上的隐形，而是情感上的疏离，远离了人心。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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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我的无形外科医生 -  - 2019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