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的精神洁癖

精神洁癖

记者：看到过张越的一段文字，说你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做《实话实说》那会儿，你几乎做到精神崩溃，好多人不太理解。你能解释一下那段的心路历程么？

崔永元：不是几乎，是已经崩溃了。一个人做件事，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外界对你的要求，具体到《实话实说》，就是观众对你的要求；另一个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当时我们可能过分看重自己对自己的要求。2000年、2001年，《实话实说》在社会上口碑很好，收视率高，在台里广告份额占得也大，但是我们自己特别不满足，觉得在原地转圈。同样一个话题，我们换个角度又去说。有一阵我精神恍惚，坐着的嘉宾，我都觉得好像来过，采访过，那种感觉挺可怕，就好像是演戏了。也许观众可以原谅我们，但我们已经无法自我原谅。转圈还不可怕，可怕的是还在下滑，所以我当时觉得承受不了了。

《实话实说》，还有《电影传奇》，我都把它们当成个“事儿”来做，而不是当做一个“活儿”来做的。如果当做个“活儿”，就用它来养家糊口就行了，可能心态就会好。

记者：《手机》事件其实引出来一个很好的命题，就是我们今天怎样来做文艺批评。听说有些评论家打电话给你，说你那篇长文里还应该引经据典，譬如马克思怎么说，鲁迅怎么说。

崔永元：我当时就问他，你怎么不写呢。他说，我们不方便。你就干这行的，你却说不方便。现在的文艺批评，要么隔靴搔痒，要不就是肉麻的吹捧，这两样一样可怕。我对电视的批评比电影要早，两年前我在现代文学馆做过一个演讲，专门讲电视的庸俗化，那是花了一年半时间做的一个研究。

记者：电视庸俗化，我记得你在《实话实说》里也谈过。

崔永元：对，但说完没什么用，同行之间也没人理会。因为大家都面临收视率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谁来跟你扯这个庸俗不庸俗的问题。高雅不挣钱，就得庸俗。北京一个专门搞文艺评论的记者，就在他们报纸上发了一篇稿子，说“庸俗怎么了，老百姓就喜欢庸俗”。当时我就真想搧自己两嘴巴，我还说什么，我跟谁说啊﹖

记者：确实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在支撑人们的信念。

崔永元：凭什么说老百姓喜欢庸俗？谁有资格说这个话。《大河之舞》在北京连演7场，全满；上海演《猫》，70多场吧；还有《图兰朵》、《悲惨世界》，哪儿庸俗了？再说，即便老百姓真的喜欢庸俗，那是件好事儿吗？所有媒介的从业人员都要反省，都要反思，都要承担责任。如果老百姓真喜欢庸俗，我们就给提供庸俗，这行吗？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精神境界，完全是由艺术家们构成的。所以，他们负有责任。如果你是艺术家，就不允许你像商人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能挣多少挣多少。

你看我什么时候跟商人较过劲？即便我做了节目，有了一点话语权，我也从来没跟商人较过劲。跟商人说你少挣点钱，那是你有病。但我们跟作家、艺术家，跟构筑社会精神世界的一些人，跟承担社会良心、道德责任的一些人，就有权利和义务来说这样的话。

记者：你有使命感。

崔永元：不是我有，我觉得做这行的都应该有。

记者：我觉得，你批评的范围好像得扩大，你刚才已经说到小说家了。

崔永元：唔。这是个原则问题，这样来要求作家、艺术家，不为过。

记者：你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吗？

崔永元：我要是作家、艺术家，我就这样要求自己。你看我从1996年开始在中央台做主持人，到今天为止，没有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我敢对媒体这么说。有人让我去做一广告，给我500万，还有一企业让我做形象代言人，也给500万，加起来就1000万。我们家族祖祖辈辈都没挣过这么多钱。

如果我们来算账的话，你说我损失了多少？我觉得做这个行当，我已经向作家、艺术家，向那些美好的东西靠近了，所以这时候我一定要拒绝商业的诱惑。

记者：是什么，让大伙儿都往那方向走？

崔永元：我想不通。我觉得没什么能让他们变成那样。我们知道，贝多芬、梵高这些人都是穷困潦倒的。当你心灵里充满艺术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空虚，不会觉得饭吃得不好很难受。艺术占据了你的心灵，是这种感觉，知道吧。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当你去听一场好的音乐会、看一张好画、读一遍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那种愉悦，不是拥有一件名牌衣服或者一双名牌皮鞋可以代替的。我要能写出《荷塘月色》来，你就是拿两幢别墅来我都不换。它们不等价，没法比。

记者：我懂。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跟你一样，这有点儿像揪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电影传奇》投资多少？

崔永元：投资非常高，现在已经超过800万(元)了吧。

记者：如果有人出8000万，让你顺着他的思路改，迎合市场……

崔永元：8个亿都没用，我绝对不会妥协的。最近我不是把老唱片拿出来了，他们跟我商量，用什么题目，我说12年前我就想好了，就“宁死不屈”；问用什么封面，我说就我手拿爆破筒，宁可同归于尽，也不妥协。

记者：你靠什么坚守？不让那种欲望膨胀？

崔永元：就靠我看这样的电影长大，看这样的书长大，脑子里有我敬仰的这些人。他们能这样活一辈子，我也能这样活一辈子。

记者：你是不是一个精神上有点儿洁癖的人？

崔永元：可能，有点儿。

记者：每回看见一个“坏”书名、一部“坏”电影，哪怕一个姿势或造型，你是不是都特愤怒？

崔永元：是这样，每当这种时候，我都找找自己的原因：你不够宽容，你没与时俱进。但有时实在让人受不了。你像我每天回家坐电梯，那电梯师傅跟我挺好，我们老聊天。他开着半导体，我一听里面唱的那流行歌，我就真想从电梯里出去。

记者：唱什么呢？

崔永元：唱上厕所什么的，还骂人。那叫什么歌啊。

记者：那叫HIP-HOP，流行着呢。

崔永元：说唱也能好好说，陕北说书我听过，好听极了。

记者：我明白了，你是不是特反感低级趣味？

崔永元：对，就是反感低级趣味。我现在这么想，我可以低级趣味，你可以低级趣味，艺术家也可以低级趣味，但你的作品不能低级趣味，因为要对社会负责。我可以抽烟，但我不能告诉大家抽烟好，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记者：你的这种精神洁癖这些年给你带来什么？估计是受伤挺多。

崔永元：伤害非常大，我得了重度抑郁症住医院去了。住了2个月，吃了一年半的药，现在每个月还要去复查。

记者：医生怎么说？

崔永元：他希望我卸掉这个责任。他说，我不跟你谈社会责任感，就谈身体。但我走在街上，坐在办公桌前，坐在电视机前，我一下又回来了。

记者：像你这样的人，你们单位多吗？

崔永元：我觉着还是挺多的。可能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更多的人选择洁身自好，不像我，扛着爆破筒冲出来。当我抨击那些恶俗的东西时，台里的人大多数都从道义上表示支持，还跟我说“注意身体，别那么焦躁”。

记者：你怎么描述你自己？

崔永元：我缺点特别多，像抽烟哪，说话随便啊……

记者：别净拣轻的说。

崔永元：有时候还傲慢，然后半瓶子醋，学问修养不够，这都是很严重的缺点。但我的优点也特别明显，像坚守。我觉得现在坚守的人太少了，大部分人都选择放弃。

记者：还有随波逐流。

崔永元：对。放弃可能一分钟就能决定，但坚守得一辈子。我坚守的底线在不断下降：以前我说艺术家首先要做人，然后才有好作品；现在我说艺术家可以不好好做人，但你的作品得好好做人。我已经放弃一些了。

记者：如果你坚守的价值判断异于大流，会不会觉得对自己不公平？

崔永元：我只是觉得对社会不公平，对孩子不公平。美国不是都不允许珍尼·杰克逊在公共电视网上露乳，很简单，有五分之一的观众是2岁-11岁的孩子。她最近还有低俗的表演，家长就带着孩子退场。这是人类坚守的底线，而不是老崔自个儿坚守的底线。(撰稿／李宗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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