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

同样一幅画面始终在 Thomas 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与成千上万人拥挤在一起，左边是高墙，右边是隔离围栏。突然恐慌爆发，Thomas 摔倒在地。他感到有人踩在他的背上，他的胳膊和腿动弹不得。我要死了，他想。出于纯粹的求生本能，他啃咬起周围的物体，裸露的小腿，裤腿和脚。这是发生于2010年杜伊斯堡的爱的大游行事故，Thomas 就在其中。

直到今天，他仍然无法忘记那种导致幽闭恐惧症的狭窄感觉。 最后是一个男人将他抓住并拉起，Thomas 由此受到瘀伤和擦伤。身体上的伤很快就愈合了，但 Thomas 的心理却越来越沉重。这位年轻的汽车机械师隐居了起来，他拒绝与朋友见面，回避人群。从某个时候开始他甚至无法再去上班，因为他不敢再坐地铁或公交车。

Thomas 来到了埃森的创伤医院，警察接通了一个热线电话并告知创伤治疗师可以提供帮助。他成为在那里接受治疗的 30 个同样受到这种影响的成年人之一。

Ulrike Schultheis，41 岁，埃森 LVR 医院创伤科主任，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事故发生后的那些天。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的附加预约，这位心理治疗师说。一位女患者眼前始终出现同一个男人，他在疯狂地寻找着他的妻子。其他患者像 Thomas 一样，难以乘坐地铁，当超市里人非常多时，就会出汗。许多人都感觉无力和无助，无法应对这种感觉，Schultheis 说，

多数人都抱怨出现失眠、紧张和烦躁的情况。许多人在工作岗位上反应过激并与上级发生矛盾。所有这些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一再重现的事故画面支配着受害者的生活，他们必须通过治疗师的帮助学习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

杜伊斯堡事件中的受害者也有不幸中的万幸。近些年来，北威州很好地扩建了创伤医院网络。仅在埃森一家医院，每年就有110名患者得到照顾。其中包括遭受袭击的女销售员、执勤时第一次看到尸体的公职人员、遇到自杀者跳到火车前的火车司机以及强奸受害者。

遗憾的是，直到发生爱的大游行这样的事故人们才明白，这样的收容中心有多么重要， 德国最重要的受害者协会白环发言人，Helmut Rster 说。北威州在建立创伤医院方面被视为典范。近几年来，从 Eifel 到 Mnsterland 建立了 20 多家机构。

同时还应该感谢心理学家 Gotthilf Fischer。九十年代末期，任职于科隆大学的他在发现暴力受害者的供应缺口后，研究出一项受害者援助模型。 他的信条是：受害者与治疗医生越早更新经历，迅速痊愈的几率越大。等过了几周甚至几个月之后，病情就变为慢性的了，往往会造成患者无法工作。创伤医院的模型也是基于这种想法。

在其他联邦州，特别是德国东部，缺少这样一种机构。同时，纯粹法律意义上的供应缺口也本应在多年前就已填补。根据受害者补偿法（OEG），犯罪或暴力行为受害者具有要求治疗服务的权利，多年前联邦强制各州建立创伤医院。北威州被选为试点州。巴伐利亚、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萨尔州和柏林在此期间同样投资建立了少量活动中心。我们要求在整个德国建立一个全面覆盖的网络，白环解释道。根据受害者补偿法，所有联邦州均有义务避免受害者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过去几年，北威州重点改善了门诊诊所和警局之间的合作。受害者在询问时得到正确对待非常重要，治疗医生 Schultheis 说。为了澄清犯罪行为，以往警察对待受害者往往非常苛刻。问题是受害人经常会有记忆断层，因此做出相互矛盾的陈述，Schultheis 说。同时短期失忆有助于应对发生过的事情：记忆经常会逐渐回来。因此使心理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创伤，Schultheis 解释道。

治疗师与爱的大游行事故受害者填补了许多记忆空白。这些经历佐证了科隆心理学家 Fischer 的方法。许多人在经过几小时的治疗后就回到正常生活中了，即使这场灾难仍是他们的一部分 ，Schultheis 说。Thomas 的情况稍微复杂些。他在事故前已经患有抑郁症，同时与雇主有冲突，并且冲突在事故之后更加频繁。当他进修考试失利后，他决定在诊所多呆几周。Schultheis 和她的同事们陪伴着这个年轻人。现在他已经在好转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