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被当流浪精神病人收治 猝死北京精神病院

根据华一医院副院长欧阳秀革的说法，华一精神分院内，目前至少有一千多名流浪精神病人。

“我们从1997年，就已经做流浪疑似精神病人员的救助工作。”欧阳秀革介绍，目前全北京90%以上的精神病人救助工作，都由华一精神分院承担。

分院办公室相关人士介绍，每逢重大节日，收治的病人就会骤然增多。

欧阳秀革说，社会救助流浪精神病人每天进出在15到20人，但长期住在医院的人员越来越多，去年900多人，今年已超过1000人。

根据北京市出台的《救治意见》相关规定，公安、城管人员有责任“协助救治定点医院和民政部门，做好病人身份的核查工作。”

《救治意见》也规定了救治医院的责任：对于能够提供本人基本情况的病人，救治定点医院应及时联系病人亲属办理相关事宜。

但郝虎生说，家人从未接到来自警方和医院的电话，直到儿子死亡。

他说儿子随身携带了身份证。民警将郝雷送到医院后，填写了入院登记表，登记了郝雷的身份证号和地址。

“知道地址，他们为什么不能及时跟家里联系呢？”郝虎生曾就此质问派出所，民警回答说，第一天没联系上，后几天就耽搁了。

郝虎生认为此说法不能成立：“早上6点多人死了，医院9点就联系上了。（此前）警察一天都联系不上？”

“如果有关部门发现孩子时就联系我们，家里人及时赶到，也许会是另外一个结果。”郝虎生说。

郝虎生至今没搞清楚儿子为什么被送进精神病院。他唯一清楚的是，儿子被送入5天后，猝然离世。

病历显示，6月26日晨6点，郝雷目光呆滞，意识不清，口唇青紫，呼吸缓慢，尿失禁，经过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后，于6点45分死亡。医院认定：“心源性猝死”。

6月27日，郝虎生和哥哥到达后，在医院太平间，见到了郝雷的遗体。郝虎生看到儿子脖子发红，胸部发紫，怀疑其死亡或与外力有关。他向医院提出尸检的要求。

据郝虎生讲，他当天就提出了，医院也同意了，但过了几天又变卦了，称死亡时间过了7天，不能再做鉴定。

郝虎生委托律师，通过医院所在地的霍营派出所，向昌平公安分局提出尸检申请。

“经过了一波三折。真是太难了。”郝虎生的律师张淑亮说，昌平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开始不同意尸检，理由是看不出外伤。

他们再次申请，警方提出这不是刑事案件，是医疗争议，应做医疗事故鉴定。

张淑亮说，昌平分局两次都是口头答复。他们要求书面答复，被拒绝。

郝雷死亡一个月后，7月30日，十八里店派出所所长约了郝虎生谈话，表示同意协助尸检，但鉴定费由家属出。

最终，郝虎生交了1万元，由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了尸检。

8月23日，在等待结果期间，郝虎生将儿子遗体火化，骨灰送回了老家。

之后，9月，郝虎生到河北保定打工。他说保定离北京近，跑起来方便些。

又过了一个多月，10月9日，鉴定意见书出来了。结果让郝虎生大感意外。

从鉴定意见书看，郝雷被送医院后，医院在没确定是哪种类型“精神障碍”情况下，进行了治疗。

检验显示，郝雷在医院期间，服用了治疗精神障碍的吩噻嗪类药物（氯丙嗪），出现多器官淤血，“部分心肌纤维断裂，窦房结临近组织内灶性出血，肺淤血、水肿”。鉴定认为：“符合吩噻嗪猝死综合征的病理学改变特点”。

鉴定认为：“四肢多发性皮肤挫伤，符合钝性外力所致的特点，该损伤较轻，尚不足以导致死亡。未见其他机械性损伤以及机械性窒息的征象。”结论是：“考虑因吩噻嗪猝死综合征而死亡。”

公开资料显示，吩噻嗪类药适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躁狂症以及其他重症精神病。而在各类可引起猝死的药物，最主要的是吩噻嗪类。

11月2日，华一医院副院长欧阳秀革在电话里说，郝雷的死亡，是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不应算医疗事故。

他说不良反应出现的几率，一般在开始服药的一周内，是正常反应；如果家属有意见，可以申请医疗事故鉴定，也可以走司法途径。

郝虎生难以接受：“给一个正常人吃治精神病的药，能不出事吗？”

11月2日，针对鉴定结论，记者拨打李连元办公室电话，被告知他一周前退休了。

华一医院副院长欧阳秀革11月2日则一再强调，自己之前只是介绍情况，所谈的内容，都不能报道。

11月4日，他到昌平区法院起诉北京华一医院，要求赔偿损失60万元。法院答复，审查后再决定是否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