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面容失认症共舞 评论

《一生记不住一张脸》是一本特殊的自传。说其特殊，是因为传主本身并非叱诧风云的公众人物，希瑟•塞勒斯是一位文学教授，此书出版之前，她只以若干童话故事集在业内小有名气。使本书曝得“大名”的，是它的内容无多少人能够深入了解更无多少人愿意如实写出，盖因传主所罹患的“面容失认症”（俗称脸盲）无论在生理、心理抑或伦理层面上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希瑟•塞勒斯说自曝此症好比同志出柜，不知道砸过来的是鸡蛋、石头还是鲜花。“面容失认症”是一个什么症呢？简单说来，就是患者无法通过人脸来辨识人，除非有特殊的发型、胡须、衣着、口吻、举止……才能让他们认出人来。但问题在于，这些特征并非一成不变，所以他们永远处于一种解读密码且常常解读失误的状态之中。在本书中，塞勒斯频换工作以求新环境新工作，从而让同事朋友“重新”介绍自己，但即使如此，她的脸盲仍一如既往地使她对跟她热情打招呼的朋友视而不见，扑入陌生人的怀抱而把丈夫晾在一边，将继子当成敲诈勒索的小流氓而预备报警……人们都离她而去，她发现自己心理有病，快要崩溃了。如果说脸盲是本书的一条明线，那么，作者回顾童年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那部分内容，则是与之平行的一条暗线。为什么说是“暗线”呢？因为这部分童年生活，很容易“暗示”脸盲的成因，这在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学说完全是说得过去的。但本书最值一书的，恰恰是作者戳破了凡事从童年（往往是不堪回首的）寻找成因的思维定势，从而一举否定了脸盲是一种心理疾病的说法。事实上，在哈佛大学几位专家的帮助下，作者认识到脸盲与自己的童年生活、尤其是与罹患精神分裂症的母亲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的“致害”，还是一种自我保护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亲情得以维系，而作者的精神也终究没有崩溃。说起作者的童年生活，我们真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作者的父亲酗酒、流浪、热衷异装癖，真正撑起家庭的是母亲。但这个母亲实在太奇怪了，她前一刻还在做点心和烤蛋糕，下一刻却急着收拾细软准备搬家，每搬一地总要门窗紧锁设置警戒，家里永远闷热难当灰尘扑面、铺的地毯只许爬不许走……这还不算，母亲对女儿的管束严厉得近乎中世纪的修道院，她把女儿的恋人吓走，诅咒女儿的婚姻，女儿38岁谈婚论嫁（后来还失败了），这个母亲连问都不问一句。但作者为什么没有跟这样的生活决裂呢？这还要从脸盲的一个后果谈起。为了与他人建立和维持正常的社交关系，脸盲患者常常以一种过分良善、热情的方式与人打交道，对此，作者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我最近得知大脑有一项任务：合理化。这是一种视觉机制，为了让事物显得合理，两眼必须是水平的……如果一个人因为背痛或者脚痛走路不平衡，腿就会自动调整，哪怕让一条腿跛行、拖着走、慢下来或者踢出去，花更长的时间到达目的地或走完一步，也要尽一切所能让眼睛保持完美的水平状态……你的膝盖可能会扭到，你的大腿骨可能错位，可是进入的视觉信息还是会走正确的路径。”为了让自己保持“完美的水平状态”，作者从小便以一种最费力的方式行走于人世，隐匿、掩盖所经历的一切，臆造出幸福童年和美满家庭的海市蜃楼。在此过程中，她任患病的母亲一遍遍地侵蚀自己的生活，而与他人的交往，“即使是最简单的互动，都复杂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公开自己的病情前，它们一直荼毒着作者的生活，脸盲并非因它们而生，但因它们而大大加深了。但另一方面，脸盲又使作者奇迹般地从童年创伤中汲取自我疗救的力量。她拒绝否定自己的童年，对从中读出“父母皆祸害”结论的人更是大惑不解：“这是我的家庭、我的人生，这怎么可能太残酷？”这不是因写书而说漂亮话，实因脸盲让她产生一种洞见：“你可以说面容失认症带来的礼物，就是与不确定共存的能力，能够接纳一个人可能会有的一切转变……脸盲帮助我对种种可能性保持开放的心态——在非常细腻的层面上，鼓励我尝试去认识并理解无法轻易看见的事物。”这种“与不确定共存的能力”，使她在与亲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没有形成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更不会替他们的怪诞行为贴上标签。作者后来因之得以从母亲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从而体会到后者那些出格过火的举动实乃对“不安全”的恐惧，其内里则是对女儿不发于言的关心和爱护。于是，我们便能理解作者对脸盲的态度。当记者问及若有办法根治脸盲，她会作何考虑。作者直截了当回答“不”。她说脸盲确实把她孤立于世界之外，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体验是一种难得的训练：“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审视每个人，注意让他们显得独特的小细节。脸盲可能是比上研究所还要好的写作训练方式……在写作和辨识人脸这两方面，都必须后退一步，留下空间让真相在适当时机浮现。我不能想象我的人生没有脸盲。我就是这样知道如何认识世界的。”以脸盲方式“认识世界”写下的这本书，确实显得卓而不凡，其中不少章节读来颇有卡夫卡式的神秘和荒谬感，而其节制的情绪和幽默的风格又使之脱离了哭哭啼啼的烂俗情调。从目前已知信息来看，著名作家冯内古特和致力于全球环保事业的生物学家简•古道尔都是不同程度的脸盲患者，后者还曾感叹自己博爱一生却记不住几张人脸而遭遇的尴尬和非议（事见《希望的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4月版），但大多数患者选择了沉默。事实上，脸盲并非心理疾病，它主要因先天基因和后天脑损伤而起，当下并无药物疗救的途径，最好的办法是坦然公开，而刻意隐瞒只会导致真正的心理障碍。希瑟•塞勒斯的幸运在于家人、朋友和厕身其中的学术环境的宽容和自由，而现实中另外几起公开的案例则被目为心理疾病而遭疏远甚至隔离。说到底，脸盲的公开如同志出柜一样需要整个社会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