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洁癖不去

6月20日，罗湖区召开城市管理工作现场会，公布了该区市容环境综合考核实施方案。方案将市容精细化管理，各部分按比例分条目打分。而市容秩序中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一项，占10%的权重。流浪乞讨、露宿人员出现在主干道(严管路)，次干道(重要路段)和其他城市道路(控制路段)，分别给予2分/人、1分/人和0.5分/人的扣分。方案称，考核结果将按高低分排名，实施以奖代补和责任追究，纳入主要负责人的绩效考核范围。

据透露，在今年试运行两个季度之后，从第三季度开始,深圳市57个街道办的考核成绩将会对社会公布。据介绍，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管理，一些重点街道以往也曾自定考核，但是在全市范畴以市容环境方式量化考核尚属首次。

如何看待城市道路上的流浪乞讨者?能杜绝这样的人出现在都市街头吗?如果不能，这是城市管理的基层执行者应该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吗?种种声音背后，折射的是个人权利意识和城市管理思维之争。有公共观察人士指出，对流浪乞讨现象的容忍度，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划定“禁讨区”，对施舍者罚款……城市禁乞，已形成了可预见的治理套路。罗湖将“街头乞丐”跟“城管考核”挂钩，也落入窠臼：以施压于治理者的方式，对乞丐“画地为牢”。可以想象，当乞丐数与政绩评定捆绑，纵然城管们再有恻隐心，都只能驱乞。

也许在某些管理者看来，压缩乞丐的生存权，是文明推进必要的“阵痛”。但禁乞，不只是关乎治理路径的优劣，更是对生存机会的封堵。尽管“乞讨权”并非法理意义上的人权，而是实现自我救济的路径，但若公共政策对其无视，只会加剧乞讨人群的境遇恶化。

为边缘者兜底，是政策关怀的应有之义。在保障匮乏的基础上，将匍匐在生活一角的喘息者的“生存底牌”抽掉，实质上是责任的回避与遗忘。当扣分之举激化着管理者与谋生者的矛盾，只会让政策罩上冷血的阴霾。

既然保障没法一步到位，那么，就给行乞者足够的喘息空间吧！乞丐本不是城市环境的“硬伤”，而再刚性的城市治理，也该留下人性的缝隙。人民网佘宗明

一纸文件把城管与乞丐推到了尖锐的对立面上，今后一段时期，城管打乞丐的报道可能会盖过城管打小贩，成为新的社会怪相。并非妖魔化城管，但在对待小贩尚未彻底做到文明执法前，与更加弱势的乞丐“过招”，公众没理由不担心城管会野蛮执法。

多元化社会，人们可以不赞成甚至批评行乞这种消极的谋生方式，但理当包容和尊重其个人选择。更大层面上看，对做乞丐甘之若饴的人毕竟是少数。就算职业乞丐中，许多人走上这条道路也是因为面临种种无奈。身处发展中的中国，各项社会保障机制均称不上健全，行乞的无奈意味就更加明显。对待这些社会底层人员，城市理当展现温情的一面，予以足够的关怀与善待。如若真心希望他们数量变少，那也该授之以渔，引导其过上体面生活。通过粗暴的干预，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以换得强势群体的干净整洁，是一种反文明的野蛮行径。

一座城市是否真正开放包容，不是体现在其对待有钱人、技术人才、外国人的态度上，更体现在对待弱势群体上。连个乞丐都容忍不了，谈开放包容未免奢侈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