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诗短信背后的权力洁癖

10月16日，四川一乡干部因群发“七律诗”短信，“侮辱”县领导，被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5日，县纪委也对作者处以留党察看两年，并全县通报。当事人称，发短信的初衷是希望克服形式主义。(11月6日《华西都市报》)

又见官场因言获罪案！自2006年10月重庆发生“彭水诗案”以来，山西“稷山文案”、河南“孟州书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海南“儋州歌案”、山东“高唐网案”、辽宁“西丰短信诽谤案”等多起公民因言获罪案件随后接连发生。这些案件在具体情节上均有不同，但主要过程却都一样，都是“群众批评官员，法律将其治罪”——看来，批评与质疑政府官员，确实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公安局的拘留理由是：“吴正春用自己的手机杜撰了一则“七律”诗，短信群发给几十名乡镇及县级有关机关的干部，该短信公然侮辱范申华为‘饿狼’、‘饭囊’，吴正春的行为构成侮辱。”只是将官员称为“饿狼”、“饭囊”便构成侮辱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七律诗”短信事件让笔者想到了美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曾格案件”：1733年，美国的德国移民曾格在纽约创办了一份报纸，总督令首席法官以“对政府进行无耻中伤、恶毒谩骂和煽动性责难”的罪名起诉，并将其逮捕。当时最有名气的律师汉密尔顿对指控进行了反驳：他指出诽谤罪只有在言论不实才成立，每个公民都有“陈述无可非议的事实真相的自由”。最后，陪审团不顾法官的阻挠，判曾格无罪；而汉密尔顿在辩护中所提及的原则，半个世纪后被美国政府制定的诽谤法案采纳。

“曾格案件”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在此之前，按照当时英国和北美的惯例，凡对政府进行批评，不管内容是否真实，一律视为诽谤，若言论属实，其煽动作用更为明显，所以事实是比谎言更大的诽谤。与“曾格案件”相似，在“七律诗”短信事件中，警方同样没有查证吴正春的言论是否属实，便直接将其拘留，这样的做法显然是违背法律精神的。我们应该看到，“七律诗”短信的核心内容是批评当事官员的形式主义。而从吴正春的辩解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地官员组织群众工作队开销不菲，确有作秀的嫌疑。

仅仅被一条内容隐晦的短信所批评，仅仅被人比喻成‘饿狼’、‘饭囊’，当事官员便动用警力予以打压，不得不说是这位官员的权力洁癖发作：这种权力洁癖表现是“凡对自己进行批评，不管内容是否真实，一律视为侮辱诽谤”——这与270多年前西方封建王朝的禁令法律何其相似！对于层出不穷的因言获罪案，有论者呼吁官员要有雅量。但是，我们面对暴戾张狂的权力、自以为是的官员，寄希望他们有雅量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这些官员根本就不知道质疑与批评乃是公共政治的常态。

一系列因言获罪案的出现表明，厘清侮辱诽谤等违法行为的界限已经刻不容缓，因为它事关公民批评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否则，随意以涉嫌侮辱诽谤的罪名追究公民的法律责任、肆意借助公权力对公民实施打击报复的现象，将会继续层出不穷；而与此同时，官员们听不得任何批评的权力洁癖则会更加严重。

不久前，江苏省常州市市长王伟成网上发帖辟谣，以应对群众的批评，引来一片喝彩。但“七律诗”短信却又让我们看到保护公众权利、革新政坛气象仍然任重道远。（刘义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