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幸得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去世，能像今日朝先这般举国悲恸了。人民日报发表直击报道，勾勒朝先人民悲情：“只要有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画像的地方，都有大批平壤市民在进行哀悼活动。他们表情非常悲伤，许多人都放声大哭，其中老人和妇女的情绪尤为激动，泣不成声。还有的人甚至已经站不住了，趴在冰冷的地面上抽泣。平壤民众几度昏厥，不得不接受紧急救治。”此情此景，让人恻隐和动容。在我眼里，仿佛穿越时光隧道，看到了35年前的自己。记得我孩提时，第一次坐在课堂，第一次翻开语文课，看到的第一幅图片就是慈祥的M主席像，念的第一句课文就是“M主席万岁！”年少懵懂的我，觉得M主席就像天上神仙，“万岁”就是长生不老，永远不会死。我外婆说：“M主席如果死了，天就要塌下来了。”这话说得我内心惶恐不安。我奶奶说：“如能见一面M主席，打十八层地狱也甘心。”说得我把M主席当做过世的爷爷一样崇敬膜拜。直至若干年后，看到有人对M主席有不恭之词，我都潜意识地觉得像在侮辱我祖宗一样，心生愤慨。 1976年9月，我读小学二年级。刚开学不久的一天，班主任老师突然在课堂上痛哭流涕，哭了很久，哽咽着说：“M主席逝世了。”声声泪，字字血，说完就趴在讲桌上嚎啕大哭。顿时，班里小同学们也哭成一片。放学回家，我抽泣着告诉奶奶，奶奶垂首顿足，老泪横流：“M主席怎么会死？M主席怎么就离开我们了？”过几天，镇上（当时叫公社）召开群众悼念集会。当时大家都很穷，“喝肉汤穿绸缎”那是奢想，全公社只有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集会上，主要是看袖珍型黑白电视机播放M主席追悼会实况。我年少个矮，夹在人群中，什么也看不到。父亲就把我举高骑在他的肩膀上，遥看平生第一次电视和第一次直播。“很多人失声痛哭，长跪不起。许多妇女和老人甚至情绪失控，哭昏过去。”现今媒体描写平壤人民痛失金正日的悲情文字，在35年前中郭，我就亲眼目睹了，亲身体验，一模一样。那时中郭的八亿人民，虽然生活贫困不堪，上顿不接下顿，饥肠嗷嗷，一脸菜色，但个个都觉得自己具有无比优越性，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心汹涌澎湃着一种拯救别人于苦难的哥命冲动。 沧海桑田，星移斗换。直到很长一段时期后，才蓦然发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是我们自己，处在史无前例十年浩劫之中的，是我们自己。当资本主义国家登月的时候，我们还在莫须有反右派；当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汽车别墅的时候，我们还面朝黄土背朝天做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当资本主义国家享受全面社保的时候，我们还要勒紧腰带闹哥命，从穷瘪米仓里挤出余粮上交国家；当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创新创造的时候，我们还在“地大物博”、“文明古国”的席梦思里冬眠；当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快乐自油的时候，我们还束缚在户口薄里动弹不得；当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互相免签旅游的时候，我们还在用亿万人民血汗钱竭力维护那盏阿尔巴尼亚的孤独明灯，满足那点可悲可怜的“哥命老大”虚荣。 昨天的中郭，岂不是今天朝先的真实写照？我们的过去式，成了朝先的现在进行时。 国家一穷二白，民不聊生，水深火热，谁之责？当然是执政者。领导人错误造成的国难，人民苦不堪言；可为什么一旦领导人逝世，人民痛苦万分？就像有人对我做了不好的事，迫害的事，压迫的事，罪恶的事，但我依然对别人很好，依然依赖，依然忠诚，依然维护。我岂不是有病？ 我还真是不幸有病，不幸得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的这个病，是人类本性中畏惧和崇敬强者的劣行造成的，是畏强凌弱的本性。也就是说，人是可以被驯养的。被驯养的人，都容易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前朝先人民的症状，和我35年前的症状有何异？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本是源自一起瑞典绑匪案的犯罪心理学术语。人性能承受的恐惧，都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野蛮凶徒，随时要取他的命，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久了，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都会觉得是宽忍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凶徒，原先恐惧会先转化为一种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一个人要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只须四个条件：其一，让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至于是不是要发生，看你听不听话。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坚决这么做。其二，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如在你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哪怕是画饼充饥。其三，除了他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控制，完全隔离。其四让你感到无路可逃。中郭文革十年浩劫，不就是如此？当今朝先世袭砖至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 荒谬，但是事实。在你眼里，是荒诞不经的言行，在他心里，是由衷性情的流露。大到封建砖至社会，小到公司狼性团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所不在。“他虽然对我亏欠太多，我依然对他感激涕零。他真是皇恩浩荡。”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葵花宝典，是魔鬼先把人打入地狱，再带回人间，人就以为到了天堂，也就将魔鬼认作天使。 领袖之所以伟大如神，往往是因为臣民百姓跪着。如何才能逃脱沦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呢？强烈的道德感、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和一种扪心自问的反思，就可以降低或弱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所幸的是，如今，中郭民拄法治不可阻挡，必将彻底赶跑一切砖至特权的恶魔。我已渐渐远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愿朝先好邻居也早日醒悟，勇敢解脱，让人拥有做人的全部尊严，不再留恋这种砖至流行病，过上民拄自油、富裕幸福的新生活。

2011-12-25 11:11

许多人都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名词耳熟能详。这是指犯罪的受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

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意图抢劫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歹徒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人，甚至还为其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还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其中一名歹徒，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这两名歹徒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转变下，这四名人质甚至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

社会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发现，这样一种堪称畸形的情感竟然普遍存在。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到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经验。在以往国外发生的的一些囚禁性奴案中，很多被囚女性身上都能找到这种情结。其中很有名的就是被囚八年的奥地利女孩娜塔莎，重获自由的她在首封公开信中竟然表示被囚也不算坏事，她写道，“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绑架者）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

李浩把地窖变为了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女孩们的行为高度“体制化”，失去了人格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患者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对强权者的奴性。当这种奴性在人们身上共同存在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案件，而是一种历史化和社会化的宏大命题了，这恰如学者会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解释纳粹魔爪下的一些犹太人的心理和作为。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摩根·弗里曼有句很经典的台词，“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仅仅是个心理学现象，也是个历史学和社会学现象就在此——它很好地诠释了人如何在强权和专制之下一步步地走向体制化，变成体制的一部分，甘心做奴才，并以此为乐，失去了个性和人格，变成了符号。

关在地窖中的女孩们处于一个封闭而独立的王国，这个王国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国王和强权代表——李浩。经历了恐惧和害怕之后，为了生存下去，她们必须去讨好李浩，而到后来，她们一步步被体制化，认为李浩就是她们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时候她们不单单是为了生存而讨好他，还带着一种崇拜强者和依赖亲人的复杂情感。所以，这些女孩互相之间会争风吃醋，甚至为此发生打斗，互相残杀。这恰如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的写照，同样是弱者，但是弱者之间互相揭发、互相举报、互相迫害；同样面对强者的绝对控制，弱者不合作、不反抗，反倒对强者充满了感情。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强者的各种分化手腕，牢牢地把握住弱者，让弱者逃脱不了。

总之，一般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成因有二，一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为了保命不得不迎合加害者，对加害者谄媚；二为人性中对强权的屈服和膜拜。以上的四个形成条件正是这两大成因的演化。这其实也和专制社会的形成有很强的共通之处。

难怪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分析之后，对中国人表现出的奴性很惊讶。当人们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而又有几千年的强权统治之后，形成了一种成王败寇的强权文化和奴性文化，在这种文化以及形成的体制下，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似乎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变得奴性十足而不自知且安于现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