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的对面就是爱

文学出版界中有人曾将２００２年称为“潘军年”，是因为在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同时推出了潘军的作品。

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之《白》、《蓝》、《红》和《海口日记》、《对门·对面》、《秋声赋》、《重瞳》等１５部中篇以及《抛弃》、《和陌生人喝酒》等２０部短篇，显示了潘军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实力和底蕴，这一年，他让读者体会到了文学真正的魅力。《白》之忆念、《蓝》之伤怀、《红》之激愤，奠定了潘军真正的文学领地。个人的历史在命运的把捉下的情感反应，让《独白与手势》呈现出了独有的体验，我们从中可以意会充实归为虚空、单纯走向紊乱的诸多缘由：人性的出身的文化的——政治的，机遇的向往的不测的——命运的……小说以一个外在的命名，试图抚平历史时代之于个体存在的累累内伤，其实，往往一个小小的细节甚至一把小小的牙刷便可刺痛我们内视的眼睛。曾有评论家将这三部曲中的《白》视为２０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的巅峰之作。

在《北京青年报》撰文《我不认为贾平凹是小说家》后，潘军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关注，也招来了读者的若干争论。

作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潘军执著地坚持着自己的风格，行走在文学的最前沿。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一套三卷本的《潘军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还将推出他的新作《死刑报告》。

成长的轨迹

每个阶段的阅读生活可以映射出潘军的成长轨迹。

小的时候，书对潘军来说就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引力。“文革”那会儿，找不到书看。那时潘军正读高中。有一次学校图书馆让学生清理“毒草”，他趁机偷了一麻袋书——这应该是他最早的读书生活。１９７５年他高中毕业后去农村插队，同村的一个劳改释放分子给了他一批书，那个人原来是在县里供销社当会计，因为军婚判了刑。直到现在，潘军还清楚地记得那些书中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劳伦斯的《虹》。

上了大学，潘军更爱读书，尤其爱读文学作品，有两个属于自己的方式。其一，他是凭着自己的眼光去选择的，而不依赖于老师的指导和舆论的诱导。譬如同是俄国作家，他喜欢的是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不喜欢屠格涅夫。法国作家，他喜欢福楼拜，不喜欢巴尔扎克。其二，他一般是尽可能地把一个作家的作品读完，记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只读了一个海明威。他偏爱外国文学，中国作家的书读的不多。但鲁迅是一个例外。《鲁迅全集》他至少读了四遍，他喜欢鲁迅的文字，因为他的文字显示了汉语言写作的魅力。

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后，潘军则开始喜欢读杂书。这对于开阔自己的知识面是有益的，同时也使生活有了许多情趣。即使是读作品，一个作家的阅读与读者的阅读，应该是不一样的。作家读作品，更多的是注意表达的方式，或者说是叙事的方式。作家读的是句子，而不是读内容——假如一本书句子写不好，他会断然放弃。句子是讲究“味道”的，这只能凭借着自己的悟性去界定。

进入中年之后，潘军的阅读开始侧重于历史典籍了。三联出的黄仁宇、钱穆的书他都很喜欢。还有一些史料性的著作，也挺好。譬如前几年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曾经有人问他：“假如把你流放到一个荒岛上，只允许你带上一本书，你会挑什么？”潘军回答说：“我只会带上一本字典。说实话，我们这些作家，识字很有限。”

作家的素质

对于潘军当年为何撰文评论贾平凹说他的素质不能成为小说家，潘军并没有做出正面回答。不过他说他心目中优秀的小说家，是按照自己的判断，在叙事上勇于探索，并且显示着人类良知和人文关怀的那种人。

对于一个小说家，潘军最关心的是：你能否写得更好？小说作为语言的艺术，讲究的是叙述的方式，这种对叙事空间的探索其实是很艰苦的，自然不会那么轻松了。但小说就是这样发展下来的，所以潘军说：“一个作家只有切实感到路越走越窄时，心里才踏实，才算没有摸错方向。”潘军并不认为这种感觉是一种危机，相反倒是分享了一份艰难。潘军说如果有一天他感觉“江郎才尽”，他就不写了，他不会像有些作家那样去“耗小说”。

去年，潘军在北京广播学院讲学时曾说：“长期以来，文学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被当做一种附庸风雅的饰物或者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际工作的基础，这是非常狭隘的。对于今天的一个传媒人而言，文学最能给予你的是一副眼光。你用文学的眼光对生活进行观察，你就有可能看出独到的意味来，就会获得不同寻常的感受。然后才能制作出好看的、耐人寻味的节目献给广大观众。现在电视节目如此低俗，缺的就是这样一种眼光。”

一个人立足于世，自然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取向。文学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观念，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潘军选择写作，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职业很适合他，写作使他和世界发生了联系，也成为他个人的存在方式。他以文学的眼光观察世界，以写作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所以潘军很快乐。

按潘军本人的说法，他一直愿意视１９８７年为他写作生涯的开端。但事实上，他的写作早在１９８１年就开始了，只是到了１９８７年的中篇小说《白色沙龙》和这之后的长篇小说《日晕》，他才感到自己已经具备了真正可以写作的能力。２０多年的创作历程对于潘军来说，是在各种生活事件和心灵事件交织而积腴的生存体验中漫游过来的。从《日晕》到《独白与手势》三部曲，这一趟漫游得非常潇洒，如同他时常对写作状态的自我感觉一样。他做过公司，搞过影视剧，除了写作就是赚钱，当然，赚钱还是为了写作。他说：“写作，它可以是使命，但更是日常生活。”这等于在说，写作是他的生活主题，这几乎可以视为一个小说家典范性的生存品质。

虽然他在写作的道路上并没有什么目标，但他知道自己哪里还没有做好。他一直觉得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他还有能力写得更好一些。就这么简单。“‘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自己清楚就可以了。这与来自任何方面的奖励和民间的呼声没有什么关系。”

文坛的“先锋”

圈内人习惯称潘军为“先锋”作家，其实，“先锋派”只是批评家们做学问的一种归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与潘军一同崭露文坛的作家有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很多。早在先锋文学高潮时期，潘军就以《日晕》等新潮作品在文坛前沿确立了自己的文学位置。

潘军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他一直在探索一种松散而多变的叙述文体，更主要的是探索个人化的生活，个人对环境的怀疑并且寻求新的适应性。潘军还是一个不乏深度但更具内涵和能力的作家。八九十年代时，他在新潮写作群落中是技术最娴熟的一个。他笔下的人物类型、场景氛围的艺术性设定，更让他显得特殊。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他往往能够巧妙地堵住一般人平实且线性流淌的叙述之流，让那些很容易受阻的材料，融入别致的感觉和情思而漫过堤岸，形成一个又一个分支继续奔流。这些分支并不枯竭与干涩，常以鲜活的“细胞”和鲜亮的“细节”，跃进一条宽阔的河床——作者对当下人生与现实的思索。

他的新作《死刑报告》是受到“孙志刚事件”的触动而写的。潘军对中国刑法特别是死刑的思考已经很久了。“中国每年的死刑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三，这让人震惊。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作品来触及这个问题，作家应该有良知——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死刑废除论者，反对那种“以血还血”的同态复仇。虽然中国的现实距离废除死刑那一天还相当遥远，但废除死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活着的沉重

潘军的作品中一直沿袭着一种对生存的恐惧，《南方的情绪》是关于冒险的叙事，《陷阱》是关于防备的叙事，《三月一日》则带有一点对现实生活失望和调侃的味道。

每个人的生存境遇中都会有恐惧感。恐惧是潘军长期感受到的存在，也是他一直放不下的一个话题。他表现的恐惧，无论是“冒险”还是“防备”，实际上都是在表现人存在的荒谬与无奈，表现活着的沉重，当然也是一种对爱的渴求。“恐惧不一定是某个具体的事实，而是一种气氛，属于人的心理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与社会构成的那种紧张关系的特殊反映。恐惧的对面就是爱。”潘军说。

潘军是在逆境中长大的。他刚出世，父亲就被打成了右派，之后就遣送原籍农村劳改，一去就是１８年。高中毕业后，他下乡当了知青，自食其力，那时才１７岁。农村的日子很苦，连电灯也没有，每天夜里惟一的乐趣就是在煤油灯下临摹连环画。

经商那五年，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先是很顺，很快海南岛的戏就随着“宏观调控”没了，于是就去了郑州，连做了几个项目都失败，可谓四面楚歌。不过，潘军的心情还算平静。“事情既然来了，惟一的办法就是面对。”面对意味着承受一切。所以，后来赢得了一个机会，就是为一家音像出版社编导了二十六集的电视剧《大陆人》，这才缓过劲来。他凡事会想最坏的结果，倘若他能够承受这个结果，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它。这就是潘军的人生态度。

也许正是有了这些磨难，才成就了潘军喜欢逆境而上的性格，才奠定了潘军在当今文坛的领地。